“银芝，你不要乱说，我们只管自己，不要管别人。”胡为强说，“干部怎么做，不是我们社员管的事情，总比以前日本鬼子、汪精卫好。”

　　 “谁说不能管？”这次轮到胡天康说话了，“毛主席说过，人民当家作主，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管干部。”

　　 “就是，我们可以管理干部的。”胡玲也帮腔。

　　 “胡说，”胡为强严厉批评说，“毛主席是说我们贫下中农是主人翁，是要我们好好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叫你们管理干部？什么叫干部，干部就是管理社员的，如果社员管理干部，那社会主义谁去建设。”

　　 “不要争论了，我们还是管理还自己。”周银芝说，“天健，我问你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胡天健问。

　　 “今天我上工的时候听人家说，你今天早上与文可思一起挑担子，还与她换担子挑，有没有这回事情？”

　　 “有呀，怎么了？”

　　 “怎么了，孩子，你都不记得了？文可思可是地主的家的小姐，你与她走在一起，就是同情地主，以后对你很不利的。”周银芝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人，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要孤立他们。我们人民群众与他们是对立的。你不要把自己摆放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就是，娘说的对，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胡玲支持母亲。

　　 “这个确实的，在其他方面还好些，”胡天康说，“如果你要是跟她玩，搞不好成了地主的帮凶，叫做阶级界限不明确，耽搁了你自己事小，恐怕还要连累家人。”

　　 “你都听见了？”胡为强接着发言，“文可思是个地主的女儿，摸样书长的俊俏，可是他与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要与她划清界限。”

　　 胡天健听了，哑口无言。

　　 晚上，又是开会。开会的内容，一个是民主评论工分底子，好分粮食，依此促进社员的积极性。其次，就是安排分粮食的事情。

　　 在会上，胡映田说出了今天公粮数目有出入，希望大家要爱护集体，不要做出偷盗的事情来，否则，就要受到批评，甚至批斗。

　　 社员们听了，众说纷纭，自然是不承认自己偷盗了粮食，没有人提出如果抓获偷盗者将来批斗。

　　 在分粮食的问题上，胡映田说，社里总共收了粮食三两千两百斤谷子，因为上报的时间早了点，村里也没有统计，才剩下有这么多。按照上级指示，这次不能分完了，需要留下再次分配，有利于保证社员们将来的生活。这次分配一千斤。

　　 一千斤，平均分到每人，一人才有七斤谷子。

　　 一人七斤谷子吃什么？看来忍受饥饿的日子是长久的。胡天健在心里感到沮丧。

　　 没有办法，以后再想办法。

　　 首先，是分人口粮食。一共分四百斤。每人分两斤九两。

　　 其次，就是分劳力粮食，一共三百斤。六十三个劳力，一个劳力分将近五斤。

　　 最后，分三百斤工分粮。

　　 工分粮食很敏感，因为一起劳动，都是劳动，可是由于工分底子不一样，粮食分的数量就不一样。

　　 胡映田把自己估计的工分底子一念，就有许多人反对。社员们倾向要求一个个地评议，才做到公正。

　　 吵吵闹闹到了深夜一点，只评议出十九个社员的工分底子。因为明天还要上工，都说等明天晚上再评议。

　　 最后决定，明天先分口粮和劳力粮，散会。

　　 次日，吃过早饭，胡天健问胡为强自己是否申请上工。胡为强一再强调说，胡天健以后要上学的，昨天上工只是意外。家中虽然劳力缺乏，但是饥饿并不会由于胡天健上工有什么改善。

　　 “那我整天在家里玩么？”胡天健问。

　　 “现在上学也是支援，很累的。你在家里是养病，并不是玩。出去做事情，别人就以为你没有病了，要你上工的。”

　　 讲了这么多的道理，胡天健再也没有理由上工了。

　　 像往常一样，胡映田吹完上工的哨子，又来找胡玲，说是要去分粮食。

　　 这次，胡玲也没有多少推辞，稍微扭捏，就答应了。

　　 “天健，你也去吧。”胡映田说，“会计称称，你记账。文化高，我们社里就你做这事情最合适。”

　　 此刻，胡为强已经走了，既然是社长安排工作，怎么说，也得去，何况还有工分呢。

　　 来到仓库，胡天健再次见识了这个时代的新奇。

　　 分粮食一共是七个人，一个称称，一个看称，算是监督。一个记账。两组送粮的，每组两人；其中，一个送粮食，一个跟着监督的。

　　 信任危机如斯，社会主义在边远的农村走到这样的境地，胡天健心中感慨万分，但也无话可说。

　　 工分的粮食暂时不分，总共才分七百斤谷子。最多的人家是十一口人，也不过五十多斤。因此，一般来说，就是用篮子提着送往各家的。

　　 这一切虽然可悲，但是很新鲜。

　　 七个人，只有会计文新良表情漠然，其他的人则是看谷子，那眼睛里面发着光亮。似乎生的谷子就可可以吃下去。想起自己少年时，就是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暴露一半乳峰的身边美女，看着那些裸体写真的照片美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