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田叔叔，我们到山上看看，看有没有问题。”
本来，胡天健有心开脱这件偷盗的案子，想办法让乡亲们远离挨饿挨批的境地。但是，一想起文可思与自己有危险，胡天健就有破案的冲动。
“嗯，也好，我们就到山上看看。”
说时候，胡映田就上了山路。胡天健和胡玲也跟着上去了。
沿途山上，树林和茂密，胡天健不善于钻山，倒是胡玲钻了进去。
稍后，胡玲从山林里钻出来，脸上表情复杂。胡天健问：“姐姐，你发现了什么吗？”
胡玲往后望去，山路正弯，没有看见胡映田，于是几份神秘地小声说：“弟弟，我发现了谷子。”
“啊。在哪里？”胡天健也往后望去，生怕胡映田听见了。
“来，你进来看。”说着，胡玲钻进树林。
钻进树林，在胡玲的指认下，胡天健看见有少量的谷粒散在四十平方分米般大小的山土巴上。其间，还有手抓的痕迹。
这说明，这个偷谷子的乡亲先是把谷子放在这里，然后再把谷子用手抓走。
“回来的路上，我看见有几个女社员进树林里，说是进去解手。”胡玲告诉胡天健。
似乎真相大白，是群偷。
也就是说，一群女社员，事先有商量，或者临时发挥，担子挑到山路转弯的地方，借口解手，顺手抓一把谷子在手里，然后回来经过这里，就把这谷子抓回家。
“怎么这样？”胡天健问。
“怎么这样，你问我，我问谁？”胡玲说，“乡亲们都饿了，还不这样做么？”
“天健，你在哪里？”正当胡天健左右为难，考虑是不是向胡映田汇报的时候，听见胡映田在呼叫。
胡天健连忙钻出树林。
胡映田已经走到跟前，伸开手掌，说：“你看，这就是被偷去的谷子。”
胡天健一看，胡映田的手里，是土巴、沙子，里面搀杂着几粒谷子。
没有等胡天健说话，胡映田说：“我们三人分头再去山路沿途的树林里看看，看还有没有谷子。”
说完，三人分别钻进树林里。
这沿河的山路有五百米左右，过了十几分钟，三人先后出来。
“你们看见了没有？”胡映田问。
“我看见了五个可疑的地点。”胡玲如实回答。
“我也发现了三处。”胡天健其实看见了七处。
“我这边距离村子近，只发现两处。”胡映田说，“情况已经很明白了，是多人作案。我们回去说。”
回到村子里，已经是黄昏。
胡玲收工回家去了，胡天健继续制表。
胡映田一直显得不安，对文新良说：“会计，你看这事情咋办？”
“人的肚子饿了，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不是一个人偷了粮食，而是多人，我看这事情也很难办。”文新良说，“依据我的估计，别的社里也应该有这样的行为。”
胡映田沉吟片刻，说：“社员的觉悟好低，怎么不像以前那么听党的话。”
“人饿了，就是这样的。”文新良说，“以前是新鲜，新中国刚刚成立，分了田地，现在搞合作社，有的人本来就不愿意，还有的人加合作社是为了沾光的。”
“毛主席叫我们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要说，这偷偷集体的粮食，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事情，应该就是敌我矛盾，要用批斗的方法解决。可是，这些人有明明是社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劳力。真是棘手。现在粮食少了，钥匙有在我身上放着，不说清楚，还以为是我拿了社里的粮食。我想今天晚上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说一说，找出那些人参与了偷盗。”胡映田一心开脱自己的责任。
“怎么这样说，”胡天健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了，插嘴说，“这上缴公粮的数量是新良叔叔有登记的，怎么也与你无关。”
“这个也是，”胡映田说，“天健，你是读书的人，明白事理，你说，这是属于什么矛盾？”
“要说，这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胡天健可不想火上加油，“按照毛主席指示，敌我矛盾是指那些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们这乡亲只是为了吃饭，也不是憎恨社会主义。”
“嗯，你说的也对，按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说说的，否则，将来偷盗的风气一起来，集体的财产就没有保障了。”
“这个也是，也是应该说说。”胡天健附和。
胡映田似乎想起了什么，说：“按理说，也只有一部分女社员各人拿了一把谷子，也不至于少了九十多斤。”
“少了就少了，这是现实，谷子晒干了，我们管理也有漏洞，什么时候不可以打谷子的主意？”文新良说，“以后我们可要想办法防范。”
无可奈何，胡映田见天黑了，就叫胡天健回家。
胡天健走后，文新良说：“社长，你看，今天下午是胡玲一个人晒谷子，她有没有可能称机把谷子拿了些回家？”
胡映田不可置否，也不说话，俩人回家。
再说胡天健回到家里，把今天下午的事情对父母一说，周银芝说：“还说社员们拿了集体的粮食，其实，最有可能的，是社长和会计拿了粮食，你想，他们俩个人，一个拿着钥匙，一个人拿着账目，合伙偷粮食不是简单的事儿？而且在称称上、记账上，都有办法扣粮食。有人就看见他们俩人的家里早就吃上了今年的新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