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光乡的答复很简单，甘彩霞的结婚证不是乡里注销的，乡里不会出一分钱。县民政局答复说研究后再决定。于是，甘彩霞就住在市驻京办白吃白喝，市驻京办很烦，让月光县快点把人弄回去。或者另外跟她找个地方，别呆在市驻京办。县民政局的同志也很烦，不断打电话回去催答复。”我说。

　　 “县民政局不敢拍板，就上报了县政府。县政府就协调民政局和峡光乡各出一半的钱，把这件事了了，把人弄回来。县民政局没什么意见，但峡光乡同意继续派人去北京做工作，就是坚决不同意出钱。”我说。

　　 “峡光乡觉得自己怨，结婚证是受民政局的委托办理的，盖的也是民政局的公章，虽然办错了，但民政局事前对民政助理员的培训不实，要求不严，事后检查不实，审核不严啊。说简单一点，就是民政局把关不严，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我说。

　　 “第二是乡里已经开除了民政助理员的公职，分管的副乡长已经撤了，党政主要负责人都挨了处分，你还要乡里怎么样？第三是乡里实在没钱，你要乡里拿什么出？”我说。

　　 “最后由县民政局负责，并派了一个副局长和一个科长到北京，除了没有答应每天50元的补助费外，其它全部答应了，甘彩霞就跟他们一起回来了。”我说。

　　 “第一次上访就这样结束了，新的上访又开始了。”我说。

　　 “甘彩霞上访的故事很长，我再简单地讲一下女儿上幼儿园上访。有天，甘彩霞带着小女儿到乡政府附近玩，突然看见了一个幼儿园，小女儿看见幼儿园的小朋友又唱又跳的，十分好玩，就赖在那里不走，甘彩霞连哄带骗才把小女儿弄走。“我说。

　　 “甘彩霞把小女儿带回家后，小女儿吵着哭着要上幼儿园。甘彩霞就带着孩子去报名，当时的幼儿园是民办公助性质，需要交报名费、学习费、早餐中餐伙食费等各种学杂费，甘彩霞一听费用这么高，自己又没有什么钱，就不想让小孩上了。可小孩哭哭滴滴的，坚决要上。”我说。

　　 “甘彩霞没办法，就先到峡光乡，峡光乡说解决不了。就找县民政局。县民政局要她去找县教育局。教育局很热情地接待了甘彩霞，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局党委会，专门研究甘彩霞的女儿上幼儿园的问题。”我说。

　　 “教育局的工作效率很高啊。”纵捭集团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矿业公司工作组组长沈宁西说。

　　 “局党委会研究的结果是，鉴于全县家庭困难的孩子较多，甘彩霞的家庭情况还不算最困难的，若此例一开，众多家庭找过来，实在不好做解释工作。况且，教育局一直经费紧张，教职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峡光乡的那个幼儿园又是民办的，本身资金都入不敷出，青黄不接。所以，无法解决甘彩霞的女儿上幼儿园的问题。”我说。

　　 “县教育局建议她去找县信访局，甘彩霞就到了信访局，信访局让她去找民政局，民政局还是建议她去找教育局。甘彩霞一气之下，就直接到了北京。国家信访局接访登记后，就通知了省驻京办，省驻京办就通知市驻京办来领人，市驻京办只好把甘彩霞接到市驻京办，然后通知月光县来领人。”我说。

　　 “进京上访是一件很大的事，当时的精神是，尽量避免进京上访。国家信访局每月向各个省通报进京上访情况，省里也每月向各个市通报，市里每月向各县通报，进京上访前三名的要通报批评，主要负责人还要被问责。甘彩霞进京上访的事传到县里后，县委主要领导批示，由县信访局牵头，民政局、教育局、峡光乡各派一名同志去北京，把人接回来。”我说。

　　 “月光县的人去了北京后，甘彩霞提出了回去的五个条件。一，解决女儿上幼儿园的费用问题。二，报销往返北京的费用。三，按天数、按国家标准支付上访期间每天的生活费。四，按天数、按国家标准支付每天的误工费。五，一次性支付上访期间的精神损失费2000元。”我说。

　　 “带队的信访局副局长答应了第一个条件，其它都没有答应。甘彩霞不依，信访局副局长问甘彩霞，到北京上访的目的是什么？甘彩霞回答说解决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信访局副局长就说，已经答应跟你解决了，你回去后，就可以带孩子上幼儿园了，你还想要什么？”我说。

　　 “甘彩霞毫不妥协，还是答应后面的四个条件才答应回去。信访局副局长烦了，不跟甘彩霞谈了，说撤了自己的职，也不跟甘彩霞谈了。这个信访局副局长说到做到，没有理会甘彩霞，就带着民政局、教育局、峡光乡的人去逛北京故宫了。”我说。

　　 “市驻京办的人就跟甘彩霞说，月光县来人，答应了你孩子上幼儿园的事，你还无理取闹干什么，再闹就不让你住在这里，不让你在这里吃饭了。甘彩霞说，不让就上国家信访局。市驻京办的人也烦了，当即就把甘彩霞赶了出去，甘彩霞就真的上了国家信访局。”我说。

　　 “国家信访局怎么处理啊？”沈主任问。

　　 “甘彩霞到了国家信访局后，开始排队，排到前面去后，国家信访局的人一看见她，就不耐烦地问，怎么又是你啊？不等甘彩霞把话讲完，国家信访局的人就把她交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就给省驻京办打电话，要求来领人。”我说。

　　 “省驻京办打到市驻京办，市驻京办说，已经解决了甘彩霞上访的问题，管她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管了。省驻京办的人就跟国家信访局回了市驻京办说的话。国家信访局就跟甘彩霞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属于上访人员了，你可以走了。”我说。

　　 “甘彩霞不得不回到了市驻京办。市驻京办的人告诉她，她第一次上访吃住多少天，第二次上访吃住多天，请她按天数支付每天的食宿费。如要继续吃住在市驻京办，欢迎，请她先交一万元的押金，否则，自己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只要不在市驻京办就行。”我说。

　　 “甘彩霞有些无可奈何，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碰巧信访局副局长带的人逛故宫回来了，副局长没理她就上了楼。那个峡光乡来的人，看甘彩霞有些可怜，乡里乡亲的拉不下情面，就把甘彩霞拉到一边，悄悄说，现在大家都不管你了，你跑这么远到北京来，信访局领导不理你，你孩子上幼儿园的事也黄了。”我说。

　　 “峡光乡来的人建议甘彩霞跟县信访局的领导求个情，继续保证孩子能上幼儿园，再求情把回月光县的车票报销就行了。如果再不答应，就没人管她了。甘彩霞只好答应了。”

　　 “后来，甘彩霞遇到的生活困难、小孩进城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自己的中专文凭、工作、房子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通过不停地上访解决的。换句话说，她的一生，要么在上访，要么在上访的路上。”我说。

　　 “还有这样的人啊？”沈主任说。

　　 “我跟你们重点讲一下，甘彩霞的女儿上大学上访的事。简单地说，她女儿上一类大学的分数不够，但她坚决要她女儿上一类大学。”我说。

　　 “这也要上访啊？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沈主任说。

　　 “奇怪的是，她的上访达到了目的。”我说。

　　 “你说说看，她是怎么达到目的的？”沈主任说。

　　 “她先找到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说不行。她就找市信访局，市信访局要她去找市教育局，市教育局也说不行。她跑到省信访局，省信访局要她去找省教育厅。教育厅要她去找省招生办公室。”我说。

　　 “省招办拿出来了招生规定和划线规定，说她的女儿上一类大学分数不够，要么上高职高专，要么复读，明年再考。甘彩霞不甘心，问上哪能解决问题。省招办告诉她，上哪都解决不了问题，找谁都没有用。”我说。

　　 “甘彩霞离开省招办后，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忽然发现了省委的牌子。就径直往里走，卫兵拦住子她，要她到旁边的接待室去。接待室工作人员就给省信访局打了电话，省信访局马上来人把她接到了省信访局，还严厉训斥了她，要她回去。”我说。

　　 “甘彩霞是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人，她直接找到了国家信访局，信访局的人知道她，问都没问，就给省驻京办打了电话，要求省驻京办提高认识，坚决管控好上访人员，别动不动就来北京上访，还要省驻京办马上派人来把甘彩霞领回去，否则就向全国通报，追责问责。”我说。

　　 “省驻京办把甘彩霞领回了省驻京办。省驻京办给市驻京办打电话，要求市驻京办脚踏实地做好老上访户的管控工作，马上把人领回去，否则向全省通报。市驻京办跟我们县信访局打了电话，也训斥了信访局，让信访局赶快把人弄回去。县里派人到北京去，说了几箩筐好话，把甘彩霞领回来了。”我说。

　　 “甘彩霞回来后，通过老上访户自己创办的QQ群，微信群，不断交流上访经验。群友告诉她，要想上访成功，只能找省招生办，只能找招生办一把手，才能办成。”我说。

　　 “老上访户告诉甘彩霞，那些上清华的、北大的，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凭分数录取的。既然这样，上省里的一类大学的学生，也不可能全部是凭分数录取的。甘彩霞感觉自己开了窍，就悄悄地跑到了省招生办，吵着嚷着要见一把手，一把手不见她，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劝说她离开，说找谁都没有用。”我说。

　　 “甘彩霞又向群里‘取经’，群友告诉她，让她弄个牌子，写上‘强烈要求一个不漏公布全省一类大学的学生入学名单及分数’，挂在胸前，就站在省招办门口。这招还真管用，甘彩霞还没站到五分钟，就被请进了小会议室。”我说，

　　 “久不露面的负责人也出面接待了她，详细听了甘彩霞的陈述后，跟甘彩霞说对不起，最近一直很忙，没时间接待她。说马上开会研究，让甘彩霞回去等通知。甘彩霞说，如果我回去后，接不到通知，我就挂着这块牌子，站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去。很快，一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发给甘彩霞了。”我说。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女名人，再说第三个女名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