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其他大臣的奏章满纸空洞，刘重元的奏折虽然往往很长，会将一件事情的得失利弊分析的明白透彻，并提出一二三个方案供皇帝选用，皇帝读起来不用在多去了解，就能将这件事情了解的清清楚楚，因此十分得皇帝的欢心。这其实来源于刘重元之前在公司上班时打报告养成的习惯。

　　 这份奏折同样如此。首先分析了屯田的重要性，由于北方连年灾害，蝗灾、旱灾、瘟疫等等接踵而至，崇祯十一年有八年北方都有大型灾害；再加上流寇肆虐，北方大片的土地抛荒，粮食减产十分严重，老百姓普遍陷入饥荒，而朝廷粮饷紧缺必须先紧着军饷军粮，因此必须想办法组织老百姓生产自救，否则将会给流寇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后备力量。

　　 奏章中回朔历史，汉末乱世，曹操以中原之地四面受敌，却靠着屯田始终能够足食足兵，最终在群雄逐鹿中笑到最后。本朝太祖皇帝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靠的是什么？靠的不就是高筑墙、广积粮和缓称王三大战略嘛。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在乱世粮食就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粮食就能招募足够的兵马。

　　 刘重元还分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随着北方灾荒的持续和流寇、东虏肆虐，灾民太多，乱世之际人命不值钱了。在以往，招募一个士兵，需要五两银子的安家费，每年还需要12两银子的饷银，除此之外，装备盔甲、兵器等需要三两，如果是骑兵准备鞍马还需要14两，所以朝廷装备一名步兵的初始成本是八两，每年需要支付饷银12两，骑兵的初始成本是22两，每年的饷银只会大于12两。而现在，招募士兵只需要给碗饭吃就行，根本就不许要安家费，更不需要饷银，步兵的招募费用降到三两，骑兵降到14两，其他所费就是粮食而已。

　　 所以，朝廷只要有足够的粮食，就能比以前招募数倍的兵马。这也算是乱世之际意外出现的一个好处吧，养兵的成本大大降低。

　　 至于怎么组织屯田的问题，刘重元也做了详细的说明，除了组织军屯之外，刘重元着墨最多的是动员和组织民屯，各行省、府州县的官吏应当广泛的动员境内的流民进行屯种，除此之外，刘重元还首次提出要动员和命令中原在籍官员、举人士绅等殷富之家也要大力招募流民开垦荒地，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奖惩措施。

　　 至于官屯怎么筹措种粮？怎么搜集无主荒地用于屯种，种番薯、洋芋既耐干旱产量又高等等问题，刘重元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说明。

　　 在刘重元看来，跟流寇的战争早就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而是民生、农业、人心等一系列的问题，流离失所、饥寒无着的流民就是水，流寇就是水里的鱼，当流民之水波涛汹涌的时候，想要抓住草鱼自然是事倍功半，而当水被抽干了在裸泳的鱼那不就是一抓一个准嘛！因此收拢流民广加屯田其实就是在与流寇争夺流民，争夺他们的后备兵员，争夺人口的战争。

　　 “皇上，皇上！”在两个阁老不断挤眼提醒下，王承恩轻轻地叫醒沉溺于奏折之中的皇帝。

　　 原本只是抱着大致翻一翻的想法，谁知道一看之下顿时入神了，如此高质量干货满满的奏折真是许久都未曾读到了。有些不舍的合起奏章，崇祯看刘重元的眼神又温柔了许多。

　　 “刘爱卿的奏折真是字字珠玑，可谓是我大明遂行屯田之策的总纲领，甚好，甚好，内阁应当将其分发到各省、各府州县，命令众官员推广施行，以尽快解决我大明的粮食缺口问题。”

　　 刘宇亮和薛国观嫉妒的看了眼刘重元，俯身领命。

　　 崇祯示意刘重元继续讲下去。

　　 “招抚流民组织屯田恢复民生只能遏制流寇的发展壮大，总有冥顽不灵之辈，彼辈狼子野心，如蛰伏之张献忠，逃窜之李自成，等，俱是祸乱天下的巨寇，必须以精锐王室往来扫荡，一俟其作乱，立即以重兵泰山压顶之势消灭之，不给其挟裹百姓壮大的时间。所以，在中原明军大举北上之后，臣必须重新编练新军，以便驻防各省各战略要地，往来机动游击作战。”

　　 之后，刘重元又详细的口头介绍了自己的中原军队训练和部署计划。虽然很匆忙的被召进宫陛辞，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多年任职兵部，胸中自有沟壑，只是进宫这一小段路，已经做好了大体的规划。

　　 刘重元是接替熊文灿担任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五省军务。这几个省都位于中原腹地，历来不是边疆军事重地。自太祖皇帝以来，大明基本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卫所制的基础是军户制，何谓军户制，就是将大明的百姓大体分成民户和军户，军户世世代代在卫所从军，父死子继。明初大致5600人设一卫，驻防在大明各州府，依照防务压力不同，卫所数量也差别很大，如北方九边长期与蒙古作战，边防压力很大，所以卫所比较密集，官兵众多，而像中原腹地省份则卫所稀疏，再加上承平日久卫所官兵逃亡，军屯土地被侵占，诺大的中原可以说几无可战之兵，所以流寇肆虐起来之后才能所向披靡。

　　 逼迫朝廷从九边抽调精兵南下中原清缴，现在洪承畴麾下和熊文灿麾下的将领几乎都是九边出身，而这也就严重削弱了本就不足的边防力量，让东虏不断地破关入寇。

　　 因此，现在要重新将这些剿寇军队撤回直隶勤王，中原空虚，必须要重建卫军，否则刘重元这个五省总理名头虽响确是光杆儿司令，那有什么用。

　　 按照刘重元的规划，山东、河南、江北、湖广和四川五省，每个省应当有一名总兵官兼任当省都指挥使，总兵官能够指挥营兵主征伐，都指挥使主掌省内所有的卫所，两职合一才能更好的指挥掌控一省的所有军队。总兵之上仍由巡抚总理军务兼理粮饷，虽然平时由巡抚监督、管理总兵、副总兵等统领的本省军队，但是战事，各总兵将领直属刘重元直接指挥。

　　 按制，总兵官直辖正兵营五千人，另外总兵之下有副总兵一人，掌握奇兵营三千五百人，由参将统领的援兵营三千人，由游击统领的游兵营两千人，总兵官对副总兵和游击只有职级上下之别，没有上下隶属关系，一体由巡抚统一指挥。

　　 虽然一心想要建立新军，看不上这种因应抗击蒙古人寇边而产生的畸形军制，但是一时半会儿刘重元也不想改了，先凑合着用着吧。

　　 各省因防务需要的不同，刘重元建议副总兵、参将和游击的数量可以做一定调整，以便能够驻扎各战略要地，往来机动清剿流寇。

　　 河南位于中原腹心，又是流寇肆虐的重灾区，需要驻防的战略要地很多。河南省城开封是周王王府所在，四周河流纵横，处汴河中枢位置，向西连接黄河、渭河而直达洛阳，长安，往东南经淮河、大运河抵达长江，无论是政治、军事地位都十分重要，万不可有失，因此必须驻以重兵，除了河南巡抚标营之外，刘重元还准备将河南总兵驻防在这里。

　　 陕州地处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交界，是陕西进入中原或者河南进入陕西的交通要道，堵住了这里，也就基本上可以锁住了流寇往来中原和西北的咽喉，地理位置甚至比开封还要重要，因此这里必须驻扎重兵，当以副总兵驻守。

　　 南阳地处勋阳、湖广三省交界，这一带也是流寇活动最为猖獗的地方。勋阳从明中期开始一直因为流民问题而动荡不止，爆发过大的流民起义都有好几次，天然是流寇的大本营，因此，朝廷专门在这里设立了勋阳巡抚进行治理。李自成被打的奄奄一息只剩下18人逃到了商洛山中，商洛山就位于勋阳，张献忠投降蛰伏于谷城，也是在勋阳。因此，南阳对于河南来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卡住了南阳也就挡住了勋阳流寇进入河南的通道，刘重元认为也需要副总兵来驻守。

　　 其他汝州、汝宁府、彰德府等地，虽然战略地位不如以上三处重要，但也是天下之要冲，需要驻以重兵，对这些地方，或以参将、或以游击充任。

　　 这样一来，仅仅是河南一地，就需要总兵一员、副总兵两员，参将、游击数员，再加上巡抚标营，总兵力至少需要两万人以上。

　　 湖广虽然面对流寇肆虐压力小一点，但是临近勋阳的襄阳，临近大别山面对革左五营的黄州府，以及承天府等，都需要以重兵镇守。

　　 山东大股的流寇已经肃清，但是小股的盗匪仍然满山满谷四处劫掠，将一个富饶的齐鲁大地糟蹋成了一片荒芜，亟待剿灭土匪流寇恢复生产。

　　 江北也就是南直隶长江以北的几个府，包括安庆、泸州、淮安、凤阳等，其曾经在崇祯八年被流寇肆虐，死伤惨重，好在这里底子相对较厚，恢复的较快。

　　 四川作为四塞天府之国，这些年来遭受流寇肆虐较少，但是安邦彦等土司造反，牵连十余年，一度打到成都城下，直到去年才将将平定下来，结果李自成又率军攻入四川，一举攻占四川三十多个州县，整个四川可谓是饱经战乱之苦，好在去年刚刚上任的四川巡抚傅宗龙忠直淳朴、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文武兼资，能够将四川治理的很好，不用刘重元太过操心。

　　 待将五省军事部署一一介绍完毕，刘重元总结道：“以当前之形式，东面山东、江北大体宁静，督抚、将领应当扫荡小股寇匪，积极恢复生产，储备粮食以为西部诸省之有力支撑；中部河南、湖广面临勋阳地区巨大的蛰伏流寇的军事压力，必须布置重兵，以便在流寇再次作乱时能够第一时间将其镇压，避免其流窜祸害更多的地区。”

　　 五省仅仅是正规军马，包括刘重元的总督亲军部队督标，五个巡抚的抚标，五个总兵的正兵营，七个副总兵的奇兵营，12个参将的油兵营以及16个游击的游兵营，满编的话总计兵力达到十五万人，这个兵力几乎是当前中原官军兵力的两倍还多，如果真能实现，别说现在已经大有好转的局面，就算是流寇最肆虐的时候也能将其完全镇压下去。

　　 即便是这样，刘重元仍然嫌不够。五省幅员数千里，黄河、长江、汉江等多条江河流过、大别山、桐柏山、秦岭等大山是流寇天然的躲藏地，这样广阔复杂的土地上，十五万人撒下去，那就像是一盘棋子洒向荷塘，形成的军事封锁网窟窿大的吓人，再加上官军行动迟缓反应缓慢，很有可能形成流寇在官军的重围中左冲右突，如泥鳅一般滑溜。形式不好的时候藏进山里蛰伏，形式好的时候出山大干一场，万一攻下哪座名城大邑，那刘重元的政治生命可就结束了。

　　 因此，刘重元再一次向皇帝和内阁当面提议，鼓励各地士绅大办团练。所谓团练，就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操练兵器，练习搏击，以避免土匪来抢劫。当然仅仅靠普通百姓自然不行，必须要有地方上有头有脸又有钱的头面人物来组织才行，而这个重任当然要由有功名的士绅来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