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周报已经成为大明各种思想碰撞的舞台，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热情讨论，互相辩证，终于保守派中开始有人变成了中立派，中立派变成了改革派。

　　 毕竟青枫代表的改革派掌握着金陵周报的话语权，有趋向性的引导和辩论，才体现了对媒体的掌控力，后世的宣传部门就是这么有力控制着舆论和意识形态，宣传正能量，打击负能量。

　　 二月中旬，赞成改革的言论已经居于主导地位，青枫觉得是时候实行实质性的改革。

　　 南京礼部下文（除皇家官员禁忌外）逐步废除南直隶旧的着装要求。从即日起，乐籍、商人、匠籍、农户等均可以穿名贵衣服鞋帽，前提必须缴纳选衣费每人每件一两，当然也可以一次性缴纳千两进行买断，若是没交纳，私自换装将按照明律重罚。

　　 到崇祯十二年，（除皇家官员禁忌外）所有穿着限制全部废止，到时候所有人无须缴纳银两，便可以随便穿了。不过对于有钱人来说，一两银子那都不叫钱，能够心安理得的穿衣，这也是一种荣誉。

　　 着装问题到了明末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明律的确没改，所以追究的话算违制。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同志下诏：“教坊司乐艺着卍字顶巾，系灯线褡膊，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紬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紬纱。”

　　 从废除令发布开始，整个南直隶刮起了一股奢靡之风，买衣服要讲究料子、样式、色彩、品味等等，总之这一项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便是横波府开办的轻纺产业。

　　 由于衣服鞋帽，甚至是头上的饰品都要收取费用，整整一个月礼部收银三十三万两。

　　 三月，南京礼部下文逐步废除南直隶科举考试身份要求，只要是大明子民无论出身一律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目前“贱民”身份参加须缴纳科考银十两，到崇祯十五年南直隶全部废除身份要求。此项改革，礼部收取科考银一百二十四万两。

　　 明朝科举是完全剥夺或严格限制了商人、娼妓、优伶、皂役、胥吏及其他“贱民”及其子弟的应试权，虽然后来稍有松动，但只是针对富人。

　　 这项改革影响巨大，一夜之间，造成了全国各地商人、胥吏等所谓贱民大规模移民南京。于是横波府的房地产产业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四月，南京礼部下文积极有序的推进所谓贱民的身份向良人转变，有计划的提升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直到取消所有贱籍。同时决定五月在金陵大厦邀请整个南直隶各地的青楼楚馆、梨园伶人参加“大明文艺座谈会”。

　　 五月，南京礼部下文积极引导推进南直隶地区摒弃陋习恶俗、简化民间祭祀礼仪，明确反对裹脚行为，提倡青楼引领时尚，反对陋习，鼓励女子学习。五月的文艺座谈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各地积极响应提高演艺水平、创作水平，鼓励成立戏剧、歌曲、舞蹈、曲艺等专门性的团体。

　　 相对于南直隶轰轰烈烈的礼制改革，北京的崇祯皇帝却毫无心情。他心情不佳，满脑子都是为钱发愁，好像他天生就欠了别人一屁股债务。有时候，真想和青枫一样抄几个大户，解决一下眼下的难题，可是周围的大户不是皇亲国戚就是重臣元老，实在难以下手。

　　 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二日，浙江、江西、湖广布政使姚永济、朱之臣、曾道唯，苏州知府陈洪谧，扬州知府韩文镜，淮安知府周光夏，各逋赋，夺官视事，勒限完复。

　　 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刘遵宪，为了加强对清兵的防御而培筑京城，上加派输纳事例；兵部尚书杨嗣昌关于对李自成和张献忠流寇实行重点清剿，需要追加兵饷一百七十三万两；新任户部尚书程国祥呈报崇祯九年赋税合计亏空三百二十一万两，崇祯十年由于西北、河南、湖广、南直隶各地灾荒，减免税赋和盐课、茶课、丝课等金花银预计亏空四百七十万两，大明财政趋向破产的边缘。

　　 每到新年过后的这几天，崇祯皇帝总是愁眉苦脸，自己的祖宗们从来不用考虑，只要尽情的玩耍快活，而自己却要面对一群前来要钱的大臣，如今亏空是越来越大，各种非消费性开销只增不减，靠省吃俭用已经无法弥补这个大窟窿。

　　 明朝廷的经济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天灾人祸，大明的土地被严重兼并，人口锐减，兵灾不断，能够上缴的在减少，需要支出的无休止的增加。

　　 虽然去年南直隶礼部足额上缴了一百万两，然而免了卓青枫工部尚书后，南直隶工部上缴的额度只有十三万两，追缴的茶税丝税也仅有八万两。新开的市舶司收缴的关税竟然只够正常运转，也不知道户部是如何办差的，因此崇祯免了侯恂的户部尚书，改为了程国祥新任。

　　 缺钱啊，崇祯狠狠的拍着脑袋，自己的皇后衣服破了都是补补继续穿，世上有哪位皇帝皇后是这样生活。内帑的钱还是不能拿出，这些皇亲国戚比朕还有钱。

　　 据锦衣卫密报，自己的国丈田畹田产万亩，房间数百，私银估计三百多万两。还有那洛阳的福王家产上千万两，可以说是大明最富的藩王，已经远远超过了朕。

　　 “哎，看来还是要接受杨嗣昌的建议啊！”崇祯无奈的自言自语。

　　 崇祯十年1637年)明政府准备增兵增饷，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反贼。“户部苦于无饷，杨嗣昌建议，每条银一两，加银三分，名因粮就饷。共加赋二百万，以济军需。有诏暂累吾民加派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等语。”

　　 经过不断的抉择，最终崇祯同意了杨嗣昌的要求。下令全国，照旧粮额每亩加征米6合，每石折征银8钱。后又亩加银1分4厘9丝，以一年为期，名为剿饷。共征赋银达330万两。一年以后，由于农民军声势更大，不仅剿饷加派没有取消，兵部提议还准备加征练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