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思曼先生是德国人,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采取的方式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直到水到渠成。但人算不如天算,半路突然杀出了一个祝总。这下突然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估计,在他心里,有一种项目被人抢走的危机感。他知道,祝总跟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在感情牌上,他打不赢祝总。”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说。
“我记得,喻颜跟我们说过,为了促成我们的项目,中国驻德国大使已经跟回国述职的德国驻中国大使说过这件事,德国驻中国大使也肯定跟克思曼先生说过这件事,当克思曼先生觉得即将到手的项目,面临着危机的时候,他不得不跟德国驻中国大使联系,请求德国驻中国大使提供帮助,这才有了中国驻德国大使建议尽快签订协议的事。”梁刚说。
“至于祝总,我觉得,祝总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我们在举办推介会时,他突然发现了我们泉水项目的巨大商机,他想取得这个项目,这很正常。”梁刚说。
“当他听说克思曼先生已经关注这个项目很久的时候,他同样感到了危机。他知道,他跟我们初次结识,我们还不了解他,没有交流的基础,肯定会处于被动的境地。但他的脑瓜比克思曼先生好使,他立即想到了找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对你施加影响。”梁刚说。
“他的夫人是山河市人,可能跟卢市长有些沾亲带故,他毫不犹豫地打出了这张牌。于是,你的麻烦来了。我估计从现在开始,到项目签定,你会收到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会搅得你坐卧不安,寝食难安。”梁刚说。
“刚才,高迎春跟我说了半天,她要我来跟你做做工作,她觉得不应该匆忙地答应那个突然出现的祝总,而应该循着原来的轨迹,跟克思曼先生签订协议。当然,高迎春有个朴素的想法,人家喻颜跟我们忙乎了半天,我们却要屈服于市长的‘权势’,有可能答应那个祝总。她觉得,这对喻颜不公平,也让喻颜不好跟大使交差。”梁刚说。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问。
梁刚正要说话,我的电话来了。
“是杨明亮的。”我说。
“你接一下,看他怎么说?”梁刚说。
我把手机打到了免提,让梁刚和我一起听。
“小刚啊,本来是我想帮你一把,尽量让你把这个项目谈成的。谁知道剧情反转,我要来求你了。”我的大学同学、国务院办公厅处长杨明亮说。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你让我们享受了高规格的接待,还派了美女贴身,不,是近身服务,我感谢你都来不来呢,还要你求什么啊?”我说。
“刚才,你的老情人高迎春跟我嘀嘀咕咕了半天,让我跟你说一下,不要节外生枝,跟克思曼先生把协议签了。我听说,你们市长的一个亲戚也看中了这个项目,也想签协议。这说明,你们在德国的招商引资活动很成功啊,我首先要祝贺你。祝贺你不虚此行啊。”我的大学同学、国务院办公厅处长杨明亮说。
“谢谢你啊,明亮。”我说。
“我跟你把我的想法说一下,仅供你参考。”杨明亮说。
“我洗耳恭听。”我说。
“首先,不管是克思曼先生也好,还是那个市长的什么亲戚也好,人家看中你们的项目,这是好事,你都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杨明亮说。
“这是必须的。”我说。
“其次,你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两家企业的情况,包括企业类型、经营状况、经济实力、企业前景和社会责任等。你是月光县的县委书记,你要通过对两家企业的比较,尽可能寻求你月光县利益的最大化。”杨明亮说。
“第三,我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梁刚那小子很聪明,建议你多跟他反复分析商量一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保持理智,保持清醒的头脑。”杨明亮说。
“第四,你在那么一个偏远的穷县工作,你有你的难处。我不干预你的选择,怎么选择由你自己独立决定。如果你选择了克思曼先生,我当然无话可说。如果你选择了那个市长的亲戚,大使和喻颜的工作由我来做,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本来是帮你的嘛,你项目能谈成功,我很高兴啊。”杨明亮说。
“第五,作为老同学,我跟你说一点心里话。凭直觉来判断,我觉得,克思曼先生要比那个市长的亲戚要靠谱一点。不通过自己的实力去努力争取,在后面通过关系来施加影响力,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我是瞧不起这种人的。”杨明亮说。
“再就是,如果你确定了那个市长的亲戚,将来有可能在月光县很不好坚持原则,有可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你可能会承受一些有形无形的压力。而德国人呢,总体来说,是重合同守信用,不会跟你来歪门邪道,这优惠那减免的。我建议你,还是要三思而行。”杨明亮说。
“谢谢忠告。”我说。
“梁刚在你旁边吗?”杨明亮问。
“在。”
“你把电话给他。”杨明亮说。
我把手机给了梁刚,他们聊了起来。
他们聊完后,我说:“你接着说吧,我该怎么办?”
“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德国来?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德国来,主要是找克思曼先生的,你跟市委、市政府也是这么汇报的。”梁刚说。
“我们找克思曼先生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克思曼先生投资泉水资源开发项目,把他过去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继续干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初心。”梁刚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跟克思曼先生签协议?”我问。
“你听我把话说完。”梁刚说。
梁刚正要说下去,我的电话又来了,是妻子华莉打来的。
我让梁刚等一下,开始接华莉的电话。
“你电话怎么总是占线啊?”华莉问。
“刚才在接杨明亮的电话。”我说。
“刚才高迎春跟我说了半天,你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跟克思曼先生谈的好好的,怎么一听说有个市长的亲戚要参与,就动摇了呢?”
“没有的事,我们还没有最后决定呢。”
“还没有最后决定,就是动摇。小刚,你听我说啊。那个市长的亲戚也太不讲理了吧,他是市长的亲戚就插队啊?就不排队啊?你们跟克思曼先生谈的好好的,他凭什么要插一杠子啊?他是市长的亲戚就了不起啊?就耍威风啊?就目空一切啊?”华莉说。
“我告诉你,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泉水资源开发项目,你首先必须先跟克思曼先生谈,只有克思曼先生不干了,才能轮到跟别人谈。如果你得罪了那个市长,干不成了,就回来。一个市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见的多呢。”华莉说。
“还有你,一个穷山沟的县委书记,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次到德国去,受到这么高规格的接待,你们的活动接近圆满成功,你以为是你有本事啊?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人家杨明亮的功劳,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人家。要心怀感恩,心存感激。”华莉说。
“还有,你干的事,让高迎春和那个叫喻颜的美女感觉心里很不踏实,高迎春都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别摆一个破县委书记的臭架子了,你要主动安慰她们,主动跟她们道歉,让她们吃一个定心丸。让她们跟你一起,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把事情办完。”华莉说。
“谨遵夫人教诲。”我说。
放下电话后,梁刚问我:“还要不要我直接谈?”
“肯定要啊,不过,要稍等一下,你陪我跟两个美女去道个歉吧。”我说。
“不用这么急吧。”梁刚说。
“你不知道吗?高迎春是个急性子,好打抱不平,是类似路见不平一声吼那样的人。如果我不去道歉,还不知道她要动员多少人跟我打电话呢。”我说。
“老情人就是不一样啊,把高迎春的脾气掌握的这么清楚。”梁刚说。
我和梁刚一起来到新华社省分社记者高迎春的房间门口,我轻轻地敲了敲门,报上姓名,高迎春把门打开了。
“对不起啊,喻一秘,高记者。梁刚可以作证,我刚才被杨明亮和华莉臭骂了一顿,特地过来跟你们道歉。”我说。
“你道歉什么啊?”高迎春笑着问。
“根据先来后到的原则,泉水资源开发项目,首先必须先跟克思曼先生谈,只有克思曼先生不干了,才能轮到跟别人谈。”我说。
“这还差不多。”高迎春说,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喻颜一起笑了起来。
“华莉说了,我干的事,让你们两位美女感觉心里不踏实,要我别摆一个破县委书记的臭架子,主动安慰你们,主动向你们道歉,让你们吃一个定心丸。让你们跟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把剩下的事情办完。”我说。
“还是老婆说话管用啊。”高迎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