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临来月光县之前,专门拜访过第二任县委书记。他对我说,合资公司选的项目好,既能依托月光县的资源,又对环境也没有什么污染,加上克思曼先生财大气粗,很有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一定会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二任县委书记说得对,这个项目的确不错啊。”市委书记翁敏杰说。
我说:“第二任县委书记还动情地对我说,月光县积贫积弱,到处都是‘哇哇待哺的孩子’,有了钱,就可以力所能及地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了。”
“说的好啊,省里下来的干部,素质就是不一样啊。”翁书记说。
“可他还不是站不住脚,被人‘撵走’了。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被‘撵走’,连我这么阳光、乐观的人,都有点心里阴影了。”我说。
“我们不说‘撵走’不‘撵走’的事吧,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离开,原因很多,很复杂,一时半刻还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想不明白。”翁书记说。
我说:“我只是随便说一下,也没有请您细说月光县前几任县委书记的事,您也别放在心上。”
“还是说说泉水系列开发项目的事吧,德国客商的事后来没有什么消息了,是不是这件事搞砸了啊?我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翁书记说。
我说:“您分析的对,是搞砸了。”
“怎么搞砸的?”翁书记问。
我说:“第二天早晨,二任县委书记去请克思曼先生,打算跟他一起去市里签协议的时候,他找不到克思曼先生。”
“克思曼先生怎么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因为**被抓了。”
“还有这样的事啊,你详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克思曼先生晚餐后,就回房间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他。电话是小姐打来的。问他要不要‘服务’,克思曼先生毕竟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简单的中国话还是能听懂一点的。”
“是不是克思曼先生犯‘生活作风’错误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是犯‘迷糊’了。或许是趁着酒兴,或许是离家太久,或许是没把这当回事,或许是有这方面的‘爱好’。总之,克思曼先生同意接受‘服务’,与小姐‘缠绵’了一阵,就抱着小姐睡着了。”
“哪接下来怎么样?”翁书记问。
我说:“宾馆服务员私下里与派出所有个‘君子协定’,谁提供线索抓获嫖客,罚了款后,派出所就给服务员‘信息费’。当班服务员看见小姐进去后,半天不出来,就想外国人有钱,可以罚更多的钱,得到更多的‘信息费’。”
“月光县也有这种事情啊?”翁书记问。
我说:“当然有。于是,宾馆服务员把宾馆经理反复交待的事当成了耳边风,偷偷摸摸地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也许派出所也认为外国人有钱,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
“派出所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啊?”翁书记问。
我说:“的确很高,一个姓严的副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带了几名干警到了宾馆,当班服务员悄悄打开房间,干警轻轻掀开被子,对着赤条条的两人拍照摄像后,就带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间的翻译。”
“派出所是不是要克思曼先生交罚款啊?”翁书记问。
我说:“翁书记猜测的很对,克思曼先生带到派出所后,派出所告诉他违反了中国法律,让他交5万元罚款走人。他嗷嗷叫着,就是不交。”
“派出所怎么办?”翁书记问。
我说:“派出所很有‘办法’,一个干警用板凳打了克思曼先生,打得他直告饶,他还是不交。后来降到2万元,他依然不交。气极了的干警用皮带猛抽他,他还是不交。最后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
“派出所怎么能这样办事啊?”翁书记有些气愤地说。
我说:“不管派出所怎么弄,克思曼先生总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样子。折腾了后半夜,派出所一分钱也没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县公安局文局长怒气冲冲地赶来了。”
“这个文局长是不是现在你们县公安局的那个文局长啊?”翁书记问。
我说:“是的,是公安局局长文胜天同志。文局长向二任县委书记报告说,人在城关镇派出所,请二任县委书记去接人。”
我说:“接到文局长的电话后,二任县委书记想,这么一闹,克思曼先生肯定对我们不满。如果不亲自去接,做好解释工作,恐怕协议要泡汤。若协议泡汤,不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市里方方面面肯定会来责怪我们,新闻媒体也会刨根问底,我们就会更被动,县委振兴经济的努力就会受到重挫,月光县脱贫致富就更难……。”
“二任县委书记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呢?”翁书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赶到城关镇派出所时,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周围的人对他‘谄媚’地笑。一夜之间,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
“这算不算‘黑色幽默’啊?”翁书记问。
我说:“我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派出所的确很不像话。当时的情况是,克思曼先生哇哇叫着,他气愤地掀开衣服,露出上身,皮带抽打的痕迹清晰可见,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块紫一块。说良心话,干警下手实在狠了点。”
“后来的情况怎么样?”翁书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就是安抚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签字‘大业’。他们一行将克思曼先生接到宾馆,不停地陪着小心,说这绝对是误会,说一定严肃处理打人的事。”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很细心,还打电话让卫生局长带医务人员给克思曼先生检查身体,上药敷药。但克思曼先生不为所动,说马上要离开月光县,离开中国,他们苦苦挽留未果。”
“这么说,这件事就这么黄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的,是黄了。强扭的瓜不甜啊,他们只好请克思曼先生做两件事。一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回国后一定不要将此事讲出来,特别是不能对新闻媒体讲,否则,就会在西方掀起大波,酿成中德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
我说:“二是中国人历来好讲面子,讲形象,讲虚荣心。今天的签字仪式已经安排好,无故取消就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请他务必坚持出席一下,签下协议,为了不使协议生效,产生法律后果,可将原来的正式协议改为意向性协议。”
“克思曼先生按照你们的意思办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毕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难以启齿的地方,毕竟他们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些情面。克思曼先生勉强同意了,意向性协议签定后,他们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了机场。”
我说:“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满腔热情,执着来华投资的克思曼先生,就这样带着满身的伤痕,带着遗憾,带着抹不掉的记忆,伤感地离开了月光县,离开了中国。”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说,他相信,克思曼先生身体痛,心里更痛。飞机从二任县委书记的头上呼啸而过,他眼望长空,极度失望,极度伤痛,极度愤怒。”
“二任县委书记做了善后工作没有?譬如说,怎么处理城关镇派出所的那些人?”翁书记问。
我说:“做了。二任县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要求立即撤销城关派出所正副所长的职务,将姓严的副所长和殴打克思曼先生的干警一同清除公安队伍,由县纪委、政法委、监察局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城关派出所乱罚款和私设小金库一事进行调查,如违法就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惩。”
我说:“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公安局长文胜天同志给予警告处分,对分管副局长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要求撤销宾馆经理、当班经理的职务,辞退当班服务员,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给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全县……。”
“这样处理很很好,就是要这样毫不留情地处理。”翁书记说。
我说:“在开常委会时,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二任书记在常委会上说,假若我们不先处理,掌握主动权,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说,万一他妻子或朋友将他被殴打的事传出去,经无孔不入的西方新闻媒体一渲染,我们就更被动了。”
我说:“二任书记说,那时,如果上面追问下来,不仅县委、县政府招架不住,恐怕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也要受牵连。”
我说:“二任书记说,我们先处理就先掌握主动,万一上面问起来,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严肃处理了当事人……。”
我说:“这次招商引资失败,是对踌躇满志的二任书记的一次重大打击,是对他努力重振月光县经济的一次重大打击。他眼望苍天,欲哭无泪。他切身感受到,贫穷的月光县经不起这种折腾!”
我说:“二任书记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睛湿润,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一直不停往下流……。”
我说:“我这次到德国去,就是找到克思曼先生,请他重新回来,把前任县委书记没有完成完的事,继续完成下去。”
“你有这个把握吗?克思曼先生能够回来吗?”翁书记问。
“我没有把握,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努力说服他。”
“你说说看,你打算怎么说服他?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我说:“第一,我想告诉克思曼先生,我们月光县县城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新凌河大桥的竣工通车,随着市民休闲广场的落成,随着海水花园公寓的完工,那个贫穷落后的县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说得好,那第二呢?”翁书记问。
我说:“第二,月光县的各个项目相继启动,未来月光县的经济蓬勃发展。以矿业公司恢复生产为代表,红庙联合体、道教六峰山、柳树湖度假村等一系列项目纷纷启动,月光县会开启经济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有第三吗?”翁书记问。
我说:“有。第三,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有新的起色。我们投入3000多万元,启动各个文化项目,向文化强县稳步前行。我们的新峡光中学全省一流。我们市县的优质教育、卫生资源正在向乡镇倾斜。”
“还有吗?”翁书记问。
我说:“有。第四,我们国家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县不可能掉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各种功能饮品的需求会呈现暴发似的增长,克思曼先生的公司将会欣欣向荣,不断发展壮大。”
“说的好啊,小刚,你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翁书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