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朋友们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有钱人，就会发现他们会想方设法投资各种生意，因为这样能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而聂家、席家这样的大家族生意已经做到了极致，要增加抗风险能力首选就是和政府官员攀上关系，就算他们在生意方面帮不上忙，但结交几个有官方背景的总是有好处，说不定有朝一日就能用得着。

　　 所以席家结交了许多政府官员，让子女进行联姻，这些都是能摆在明面上对外公布的，大家都习以为常。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的大家族绝大多数还有一条不为人所知的“暗线”。

　　 所谓“暗线”，就是暗中组建（或扶持）一支黑恶势力，以备不时之需。在民国时期，一般会选择帮会或者土匪。

　　 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

　　 两个有钱家族A和B相争，势力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

　　 某一天夜间，A家族被土匪洗劫，人财两空，B家族不战而胜，真相揭示之后，却发现原来土匪是B家族叫来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明的不行来暗的。

　　 甚至就连现在这个法制社会，都有个别有钱人在暗中组建（或扶持）黑恶势力，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以说在民国年间，绝大多数大家族都会组建（或扶持）黑恶势力，偏偏席家却是个例外。

　　 席家的家主席正普虽然生意上会采用一些非常手段，但也仅限于生意，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物，不屑于借助黑恶势力的力量。

　　 在席正普看来，家族子弟众多，又和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氏家族有很深的联系，自保足够了，没必要自降身份去组建黑恶势力，他的继任者――长子席立功也萧规曹随，没有做出改变。

　　 但让席正普和席立功父子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个“疏忽”，给家族和子孙后代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1929年12月6日中午，一名男子在福建路一家菜馆给自己的警犬买牛肉的时候，被六名绑匪枪杀。

　　 这个男子叫做席鹿笙，是席立功的长子。

　　 当时的席鹿笙，已经接任了席立功的职位，担任上海总商会会员、汇丰银行大买办。

　　 席鹿笙死后，因为儿子年幼，席家已传接三代的汇丰银行买办职务就此旁落，由副买办龚子渔升任正买办。

　　 失去了买办的职务，席家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还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席正普和席立功父子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让席家没有倒下，不过这个事情也给席家敲醒了警钟：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不组建（扶持）一支黑恶势力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上海滩黑恶势力众多，不过规模稍大的都“名花有主”了，席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一个中等规模的黑帮进行扶持。

　　 扶持黑帮不能单靠资金，那样一旦帮会壮大有可能会脱离掌控，必须要有自家人参与。

　　 于是，继任的家主决定安排家族中的子弟进入黑帮，将帮会牢牢掌控在手中。

　　 入选的子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年轻，和外界接触少，方便活动。二、脑子灵活，体格也不能弱，毕竟在帮会中谁拳头大谁就掌握话语权。

　　 综合看来符合标准的人只有寥寥几个，席老三正是其中之一。

　　 当家主找到席老三，让他隐姓埋名加入帮会时，母亲拼死阻拦。

　　 当时的席老三还不到二十岁，让他加入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的帮会，母亲怎么可能同意？

　　 不过母亲的阻拦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席老三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一听能加入帮会干一番大事就热血上涌，毫不犹豫答应了。

　　 就这样，席老三走上了一条和普通贵族子弟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与席老三一同进入帮会的还有几个年轻的家族子弟，席老三脑子灵活，体格也不弱，凭借自己的能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因为他的能力和背景，帮主将他提拔为副手，有将他培养成下一任帮主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搁浅，因为抗日战争开始了。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上海沦陷，各大家族都举族搬迁至南京，之后又再搬迁至重庆，而他们扶持的帮会却留在了上海。

　　 为了对日寇进行打击，国民政府联络了一些敌占区的爱国义士，席老三对日寇深恶痛绝，也成为了爱国义士中的一员。

　　 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席老三从事的工作和以蒋文为首的“抗战三杰”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因为日寇在上海部署了重兵，他没有机会立下大功而已。

　　 抗战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席老三摇身一变，成为了GMD特工中的一员，和潜伏在上海的GCD地下工作者作战。

　　 解放战争后期，GMD败局已定，绝大多数高官和豪富家族都败退台湾，而席老三却被某位将军亲自接见，成立了一支特务部队，潜伏在大陆等待机会。

　　 换而言之，这个时候席老三的身份变得和阎君一样，成为了特务部队的首领，只是阎君所率领的“909特种部队”根据地在HN，而席老三率领的特务部队根据地在SC。

　　 和阎君相比，席老三根正苗红，更受GMD上层信任，而且他的根据地在云贵高原的边境，非常适合游击战，所以GMD军队撤离之前留了一大批美式装备给他。

　　 而这批装备，也就成了席老三和聂荣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