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作为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被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为早日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这本是一件谁都不能反对的好事情。

　　 可是，家里人担心的是，一个十四五岁，弱不禁风的女孩儿，孤身一人在那个环境里能不能活，都是个问题。

　　 “诶！不要这么说嘛，人家能活，咱咋就不能活了呢。这就恰恰说明，资产阶级的意志是懦弱的，所以，就更需要改造成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意志。”当说到革命意志的时候，锅炉工校长，右手握拳，放在胸前，胳膊肘抬高，左手握拳放在屁股后边，做了个坚强的革命者的造型。

　　 就这个问题，大舅妈曾经几次找过学校，那个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锅炉工校长，总是笑眯眯地说：“这也是上边的决定，不过嘛，县官不如现管，这事也可以变通，不过，听说这个学生长得挺洋气，像个资产阶级大小姐，我以前还真没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和这个学生，单独谈谈，得让她改变改变。奥，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会，没时间了，你如果还有事，就晚上到我的办公室来，咱们一起好好想想办法。”

　　 大舅妈一看，这个学校有这样的校长，那是永远也不会再讲理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踏进学校半步。

　　 可是校长不干呐，那个时候的那些人，厉害啊，讲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便三番五次地，通过大舅妈的单位领导，向大舅妈施加压力，逼她写检查，写认识，通过不了就降级，降工资，一降再降，由原来的五十几元工资，降到最后的只给生活费十八元。而且是因“对组织有抵触情绪”，而开除留用，以观后效。

　　 此时的大舅妈，泪已经干了，心也已经死了：“大不了被送到丈夫的那个地方去。那样也好，那样就可以夫妻团圆了。反正女儿已经躲了，躲到一个，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的地方去了。”

　　 后来，还是爸爸和妈妈，从收音机里听到：XXX高中毕业，回到家乡，用学到的知识改造自己的家乡，用艰苦的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了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

　　 和大舅妈商量后，便把姐姐的户口，从城里迁回老家，上到爷爷的户口本上，成了原滋原味的农民。

　　 姐姐的爷爷，我的姥爷有文化，年轻时做过大买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有一年腊月。那天，太阳已经落了，天寒地冻，我姥爷收账回来，骑驴走到离村口不远的地方，发现前面两个搀扶着的男人，像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在路边晃着。就低头拍了一下驴屁股的空儿，再看，没影儿了。

　　 我姥爷晃晃脑袋，又揉揉眼睛，还是没有。后背开始有些紧了，“这是遇到鬼了？”不敢走了，赶紧勒住驴缰绳。可是驴不听呀，家里还有个驴驹子等着吃奶呢。驴屁股被拍了一下，反而小跑了起来。

　　 跑到近前一看，是那两个人摔到路边的沟里了。沟里的积雪很深，两个人在无力地挣扎着。

　　 姥爷跳下驴背，赶紧上前，一手抓着驴缰绳不敢松手，因为一松手，驴自己就跑回去了，毕竟家里有个吃奶的驴驹子等着呢。

　　 另一只手帮忙把人拉上来，一看不认识，不是村里人，仔细一打听，说是贩皮子的，走到这儿生病了，走不了啦。

　　 我姥爷一听，同行，那好啊，到我家去吧。便和那个“伙计”把他家那个“掌柜的”扶到驴背上，驮到家里。

　　 赶紧烧开客房，把炕烧的热热的，那个“伙计”伺候那个“掌柜的”洗了脸，洗了脚。

　　 一会儿，姥爷端来了两大碗热汤面。两人吸溜吸溜几口就给吃完了。

　　 “行了，行了，今天不给吃了，明天咱们有酒有肉。”姥爷看他们好像是几天没吃饭的样子，所以不敢让他们吃太饱。

　　 后来的几天，姥爷都没出门，每天给那个“掌柜的”打火罐儿，扎针，刮痧，煎药，陪他们吃饭聊天。

　　 过了五六天，那个“掌柜的”病好了，便和我姥爷说了“实话”，临走的那天，千叮咛万嘱咐的对我姥爷说：“你找个合适的理由，把城里的买卖全兑出去，把家里的好地全卖出去，留几亩够吃就行，把大宅院全卖了，留下破院子，够住就行，千万别舍不得。如果我不死，我一定会来看你。”

　　 我姥爷是何等的聪明，走南闯北的，多少也知道点儿啥，便按那个“掌柜的”说的办了，做了个不折不扣。

　　 后来，那个“掌柜的”真没死，土改的时候专门来了一趟，跟干部们说，我姥爷在那年腊月就参加革命了。

　　 再后来，村里人“早就见”我姥爷领着全家人，穿着旧衣裳，春耕，夏锄，秋收，原本就是最穷的农民。

　　 开始姥姥死活不愿意，可拗不过姥爷呀，几年过后，尝到了“穷”的甜头，再看看那些黑五类，不得不佩服姥爷的英明。

　　 我姥爷从小念书写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尤其是大字，写得好，私人、公家的大字，全请我姥爷写，有什么翻不开的礼，弄不懂的题，都来找他解决，村里人写个契约啥的，都来找他执笔，并做见证人。

　　 每年一过了腊八，我老爷就摆好了桌案，开始给村里人们写对联了。

　　 人们根据自家的需要，裁好了红纸，便拿来让我姥爷给写，有对联：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毛主席。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等。

　　 到了腊月二十三，再给集体写一天就收笔了。当然全是免费的啦。

　　 村里的人们，只要提起我姥爷，就没有一个不挑大拇指的。所以说，姥爷要是罩着谁，那都得给面子。只是可惜了姐姐的城市户口，唉，没办法嘛，城里有人不讲规矩。

　　 姐姐回到家乡，便在村里小学当上民办教师，挣上了工分加补助，有人眼红，那也是没办法。“回乡知识青年”，当时最响亮的称号，“相当于高中”的文化，村里无人可比，又有爷爷罩着，那转正，还不是时间问题？

　　 开学了，我上二年级了，又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姐姐告诉我，她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先让她试着教一教一年级。

　　 什么叫试着教一教，谁都知道，那啥也不懂的一年级是最难教的。

　　 姐姐走了，家里只剩下我和爷爷。

　　 我升二年级了，见了一年级的小屁孩儿，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喊：“一年级的猴，爬墙头，让人家逮住当小偷。”

　　 可是，今年的一年级，比我们还坏，他们喊的比我们更高：“二年级的猴，爬墙头，让人家逮住割J巴头。”

　　 后来，张老师知道了，就捂着嘴笑了。说：“你们别欺负一年级的同学，也就不会被骂了。”事实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