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的姐姐，占了便宜迈着电步（小孩子们的一种步伐）一步一跳地向街门口跑去，两条齐腰的辫子在背上乱舞。

　　 吃了亏的二毛，从屋里追了出来，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姐姐的背影喊了起来。

　　 “太阳落，撵兔子，兔子梳着俩辫子。”

　　 喊声刚落，屁股上被他大哥丑子狠狠地踹了一脚，来了个嘴啃泥，二毛蒙了，爬起来用手抹一下嘴，又是血，又是泥。

　　 大哥丑子也愣了，没想到出脚这么重，这也是心太急了。便强做镇静，色厉内荏地吼道：“你不想活了，爷还想活唻。”

　　 二毛爬起来没说话，默默地来找我，姐姐盛上水，让他洗了脸，姐姐拿出一个榆钱窝窝递给他，他掰了半个吃了，说好吃，姐姐又把另半个递给他，推让了一下，他接过吃了。

　　 后来姐姐问他咋回事儿，他就把前因后果说了。

　　 “现在这话不能随便说啦，你说的话就更不应该了，还记得去年四爷爷的事儿吗？说了个那话，受了多少苦。”姐姐安慰他说。

　　 “那他也不能这样踢我，像姑姑这样跟我说，我也能记住。”二毛委屈地说道。

　　 “男人们都是急脾气，姑姑是老师，当然不一样啦。”

　　 “那应该咋说呀。”我急着插了一句。

　　 姐姐想了一下说：“爷爷儿，对，就说爷爷儿。爷爷儿落，撵兔子，但是不能骂人。”

　　 “奥......”

　　 二毛今天好像是要罢工了，不去铁道南剜兔草了，也不去后梁坡下刨小蒜（野蒜）了。

　　 最后不知从哪儿劈了一堆榆树枝，挂着满满的榆钱扛了回去。

　　 虽然四姥爷的现行反GM罪名还够不上，但是，在工作组和二歪子的一再坚持下，最后做了个群众拿帽的决定，牛车是不让赶了，向这种溜溜达达，还是高工分的好活儿，哪里还轮得到他。后来队长为了防止他散布反动言论，尽量减少和大家的接触，便安排他做菜园里的菜头，瓜园里的瓜头。

　　 四姥爷也年过五十了，大力气从小就没有，但是这些抠抠摸摸的细活儿，做得比谁都好。工分也高，毕竟是技术活儿嘛，也没算是受了委屈。

　　 怄心的是，今年两个闺女的口粮咋办，真的回来参加劳动？带着孩子？怀里抱着，肚里怀着，就是村里的媳妇也不能下地劳动了。这就是二歪子明里报复嘛。

　　 咋办咋办，也只能到时候再说了。

　　 一队队城里的学生，举着红旗沿着铁道往东走去，红旗上写着“第几几中学红卫兵”“啥啥师范红卫兵”“地质学校红卫兵”“农机学校红卫兵”等等。

　　 开始不多，后来就多了，铁道走不下了，听说火车过来把红旗挂断了，还有人因此受了伤。

　　 一队队的学生们，举着红旗开始从大道上往东走，人也多了，红旗也多了，红旗上的字也多了，第几几中学的“长征队”啥啥师范的“万山红”地质学校的“云水怒”农机学校的“风雷激”。

　　 有的还到村子里转一圈，左臂上都带着红布袖章，上面用黄油漆写的“红卫兵”三个大字，那字写得好，刚劲潇洒。

　　 后来听说是伟大领袖亲笔写的，诶呀我的天，写那么多还不把人给累坏了。到底是伟大呀，真了不起，佩服，佩服。

　　 有的跟老乡们要碗水喝，给老乡们发一些纸，红的绿的，黄的粉的，上面满满的写了文章，我能读下来，但不解其意。

　　 乡亲们也没有像“南征北战”的电影里那样，给他们往手里塞煮鸡蛋，往兜里装大枣，连榆钱窝窝也没让他们尝尝。显得是那么的冷漠。再说了，那么多人，就是每人一颗大枣，也得拉满满的一牛车来，哪有啊。

　　 后来那袖章上的子也多了，在“红卫兵”三个字的上面加了“毛泽东思想”五个小字。

　　 再后来带红袖章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学生了，还有穿了劳动服的工人。那袖章上的字也不仅限于“红卫兵”了，有“战斗队”“造反团”“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名字越来越长，级别越来越高。

　　 就连我们村的春枝、春莲和常青也戴上了红袖章，我摸了摸，看了看，上写：毛泽东思想红艺战斗队。

　　 我很羡慕，她们说：“你太小了，到公社去演节目，需要背上背包，走很远的路，你吃不了这苦的。”

　　 我说：“那常青咋不用背背包呢。”

　　 她们说：“常青晚上和我们伙睡，你咋和我们伙睡呀？”

　　 “奥......”我低下头无语了。

　　 我看着她们被夕阳洒红的背影，蹦蹦跳跳的远去，直到消失。我惆怅地站在那里，直到脚下的影子伸的好长好长。

　　 我回家求姐姐，想让姐姐帮我说说。

　　 “闹那干啥，”

　　 仿佛在雨天的路上，姐姐突然撤去了为我举在头顶的花布衫。

　　 “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你相信姐姐不？”

　　 又要为我搭上那件花布衫，并让我举起一只手来抓住一只角。

　　 “信，我就相信姐姐。”我言不由衷的说。

　　 “好，姐姐有些话不能跟你直说，你听姐姐的准没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的少掺和。”

　　 正说着，姥爷抱了一堆红皮的书回来了。

　　 “来啦，红宝书，一人一本。”姥爷把书放在炕上说道。

　　 “姥爷，你被骗了，少一本。”我数了三遍，急着嚷道。

　　 “对的唻，四本。”姥爷揉揉我的后脑勺，说道。

　　 “没你的，”姐姐笑了笑，脸上现出幸灾乐祸的模样。

　　 “凭啥？”

　　 “你的户口不在这儿。”

　　 “那把我的户口也弄来，不就得啦。”

　　 “就为这，把你的城市户变成农村户？傻不傻你。”姐姐把一本书甩到炕上，回手揪住了我的耳朵说道。

　　 真是太爱红宝书了，太专心了，这次又没防住。

　　 唉，反正这俩耳朵，一个是妈妈的，另一个归了姐姐。

　　 二歪子红光满面地从县里回来了，这次去了有一个礼拜，说是去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其实也就是混吃混喝去了，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都不会背，总是说争取胜利，把去丢了，没有去，你还怎么争取胜利。

　　 最近这一年来，总是开会，不是公社，就是县里，有时还到外地学习，参观。把个二歪子养的油光瓦亮的，也像“地道战”里敲钟的高老忠那样，把一条印着大红“奖”字的白毛巾罩在头上，还故意把那个大红的奖字吊在脸上。

　　 上衣也换成制服了，一边兜里装着红宝书，另一边兜里装着笔记本，在扉页上都是印着大红的“奖”字。

　　 由于母猪肚子太大，制服裤子提不上去，无奈，只好把他爹留下的最后一条裤子穿上，可能是怕把虱子掉在人家的地毯上吧，还特意用鞋带将两个裤腿扎了起来，穿了一双他爹当年从鬼子兵尸体上，脱下来的翻毛皮鞋，呱唧呱唧的很响亮。

　　 可怎么看也不像是高老忠，倒像是“地雷战”里偷地雷的鬼子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