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class="section j-chapter" data-paragraphid="cf7cea35ddbb4921911515a1979bb051_5">15. 与疾病搏斗</h2>

　　 提起运动神经元症，很多读者都会感到陌生，这种可怕的疾病现在已经成为了绝症，霍金自从21岁患上运动神经元症，他就在与疾病搏斗。笔者可以想象：全身不能行动，坐在轮椅上，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慢慢地等待死亡，这种滋味是非常痛苦的。

　　 初患病的时候，霍金还可以拄着拐杖行走。很多朋友还记得在霍金和简的婚礼上，霍金拄着拐杖站在新娘的身边，脸上带着微笑的情景。就在结婚后不久，霍金的病情开始恶化，他说话越来越艰难，走路也越来越困难。面对儿子的疾病，作为医生和父亲的弗兰克开始研究这种病。经过仔细研究，弗兰克研究出一个药方，它是用类固醇与维生素调配的。霍金相信父亲一定能治好他的病，坚持服药，直到1968年父亲去世，他才停止服药。

　　 在电影《万物理论》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霍金和朋友们在家里聚会，霍金听到儿子的哭声，他想到楼上照顾儿子，可是他要到达二楼却是非常困难的，他只能坐在楼梯上，使出全身力气向上挪动，那小小的楼梯，竟然变成了“高高的山峰”，他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现实生活中的霍金确实也是这样承受着疾病带给他的折磨的，有位朋友记得很清楚：当年刚刚得病的霍金，从第一级楼梯走到卧室花费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朋友们都想走过去搀扶他，但是，他拒绝了，他不允许朋友们把他当作病人看待，他更不想让人觉得他是个残疾人，他觉得，正常人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很好地完成。

　　 在身体不能动的情况下，霍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中去。有人把他的这种研究称之为“宇宙游戏”，他是想在研究中忘掉自己是个残疾人这件事。霍金不会感到难过，因为他的大脑里装满了宇宙和天体。他曾说过：“我努力去做我想做的事，这样我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不知不觉间，霍金失去了语言的能力，肌肉萎缩了，可是，在家人和朋友们的眼里，在导师和同学们眼里，他依然是那个脸上带着微笑的大男孩。后来，霍金扔掉拐杖，坐上了轮椅，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内心却是不屈服的。霍金的朋友说：“他在面对神经元症的时候，只有肉体是屈服的，他的精神永远不会屈服。”

　　 简也说过：“霍金不向他的病做任何让步，我也不向他做任何让步。”

　　 笔者终于明白了：这就是霍金战胜疾病，让他的灵魂遨游宇宙的法宝。

　　 霍金的朋友施拉姆曾回忆说：“霍金很会自娱自乐，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金和简去纽约开会，会议结束后，施拉姆带霍金去参加一个朋友举行的宴会，他竟然转动轮椅和简跳舞，跳得很尽兴，丝毫看不出疾病带给他的痛苦。

　　 凯思学院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舞会，霍金每年都要参加，即使是学生们举办的圣诞晚会，伴随着迪斯科的音乐，他也会旋转轮椅伴着音乐一起狂欢。霍金的朋友施拉姆把他称作“派对迷”。

　　 1985年，霍金去瑞士旅行患上了肺炎。他被送进了医院，医生们都认为霍金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提出关掉呼吸机结束他的生命。简反对医生这样的做法，在她的要求下，急救飞机把霍金送回剑桥的阿登布鲁克医院。医生切开了霍金的气管，手术做得很成功，这次霍金能够被抢救过来，简的功劳是最大的，如果没有简的坚持，后果不堪设想。

　　 气管切开的手术，虽然保住了霍金的生命，但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全部丧失了，他唯一能和人进行交流的方式就是，当他看到拼写卡上的正确字母时，就扬扬眉毛。

　　 在霍金的自传《我的简史》中，他写道：“我的言语在手术之前就变得更含糊，所以只有熟悉我的人才能听懂我。然而，气管切开手术把我的讲话能力全部消除。有一段时间，我仅有的能交流的方法是，有人指着拼写卡，指到正确的字母时我扬一下眉毛，就这样逐个字母地拼出单词来。这样交流是相当困难的，更不用说写篇科学论文了。”

　　 后来，加利福尼亚的一位电脑专家得知了霍金的病情，把自己写的一套名字叫作“均衡器”的电脑程序送给了霍金。这样，霍金就可以按动手中的开关，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菜单，霍金可以从菜单里选择词汇。霍金的眼镜上安装着一个微小传感器，霍金说：“在我的眼镜上有一个微小的传感器，对我的面颊运动作出反应，由此控制整个程序。当我把要说的都聚集好，就能将其送到语音合成器去。”

　　 霍金还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之前，在美国西雅图参加活动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件让简厌恶的事情。

　　 在西雅图矗立着一座太空针塔，那是当地的地标建筑。它建于1962年，世界博览会在西雅图举办，主办方就在这里建起这座太空针塔。它的高度有三百英尺，顶端有个观光平台。远远看去，它的形状就像太空飞碟一样，在银色光辉中，带给观光游客一种神秘感。

　　 星期六，霍金和简还有简的同学吉莉安一起去太空针塔观光旅游。简搀扶着斯蒂芬，吉莉安抱着霍金的大儿子罗伯特。景色虽然美丽，但是，阳光渐渐强烈起来，他们都受不了强烈阳光的照射。无奈，简决定：还是乘坐电梯，赶快避开酷暑。坐下行的电梯要排队，这时候，一群年轻女孩出现在简的身旁，看起来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子。当她们看到简搀扶着霍金的时候，便开始用眼神交流。乘上电梯以后，这些女孩开始嘲笑霍金，语言非常粗俗。此时的霍金靠墙站着，全身没有力气。简听到这些恶意的嘲笑，真想冲上去痛打她们一顿，告诉这些无知的女孩：她的丈夫虽然是残疾人，但他的大脑没有残疾，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那些女孩身体没有残疾，在她的眼里，她们的大脑却是残疾的。

　　 电梯快速地下降，很快到了底层，要走出电梯的时候，一个女孩看了看罗伯特，对简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吗？”简回答：“当然！”

　　 然后，那个女孩和同伴们走远了，简的心里还有愤怒的情绪，那种情绪压抑在心里，让她有些难过。

　　 简的同学吉莉安抱着罗伯特说：“这真是些奇怪的人，为什么问你这样的问题？”

　　 霍金没听到这些话，因为简和吉莉安站在那些女孩和霍金中间，起到了隔音的作用。霍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太阳暴晒后，他觉得很虚弱。经历了这件事情后，简就非常想回英国，暑期课程结束的前一个晚上，研究所为了让大家放松心情，特意举办了鸡尾酒会。后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霍金去那里，一位来自巴西的学者还给霍金和简提供了一幢房子，那房子是空的，无人居住。

　　 简觉得，既然已经在西雅图待了一段时间，再去西海岸住上两个星期也没什么不妥。于是，她又有了当年独自在西班牙旅行时的冒险精神，陪伴霍金开始了另一场旅程。他们拖着很多行李向旧金山出发，简驾驶巨型轿车，对于她来说，道路就像图画书里的迷宫，她要开动脑筋，仔细寻找，才能找到方向。不过，霍金不是路盲，他坐在车里，当起了导航员，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牛津大学那艘木船上。

　　 成名后的霍金开始被世界各地的大学邀请去讲学和参观，还要到处发表演讲。但是，此时的霍金已经不会说话了，他需要专门的语言治疗专家来帮助他。在生活中，霍金完全依赖于简，从穿衣服到吃饭，甚至是洗澡。睡觉的时候，霍金需要简把他抱到床上；吃饭的时候，简要把食物切成很小的块儿，他就能自己拿着勺子吃，他吃饭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医生鼓励霍金自己上楼梯，这样可以锻炼他的肌肉和身体。

　　 但是，简开始觉得疲惫，不愿意跟着霍金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也让简深深地自责，他们之间开始缺乏交流，此时的简，像是进入了生活的黑洞里，她感到焦虑，也感到绝望。她感觉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时刻都会跌落下去，而无人来救助她。简曾这样写道：“我觉得我自己就像跌入黑洞一样，被无法控制的强大力量拖曳成一根意大利面。”

　　 霍金的感觉越来越像思想者罗丹，他时常把脑袋靠在右手上，他的大脑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解密黑洞。他时常对记者说：“黑洞并不神秘。”

　　 在霍金的身边，总有很多好心人想要帮助他。但是，让简不理解的是，霍金拒绝外人来照顾他，只会接受他父亲提出的一些建议。简觉得霍金很顽固，这种精神支撑着他，让他看上去更加坚强。简心里何尝不明白，如果霍金承认自己是个重度残疾的人，那他就没有勇气继续和疾病搏斗下去。

　　 每天早晨起床，霍金都是在挣扎。简的内心，也是在苦苦地挣扎。她的孩子还小，她还要独自一人照顾霍金。原来那个喜欢旅行、喜欢艺术的女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她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也能让夫妻关系更融洽一些。

　　 简的医生在听了她的倾诉后，找到了霍金的医生，他们商量出一个办法，做出了一个轮班的表格，聘请有护士资格的男护士来霍金家给他洗澡。但是，男护士只能在下午五点照顾霍金，这个时间正是霍金工作的时间，让霍金停止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疲倦的简没有办法了，她在等待奇迹。很快，在复活节那天，简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霍金的学生们住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里，给他洗澡，喂他吃饭，学生们可以免费住在大房子里。其实，这也是互相帮助。在学生的帮助下，霍金开心起来，他不喜欢陌生的护士来照顾他，那对他来说，是难以启齿的羞辱，而圈子里的人来帮助他便不一样了。

　　 1976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霍金和家人都感到喉咙疼痛。到了星期日，霍金开始发高烧。他心里一直不相信医生，他对医院的恐惧就像简对飞行的恐惧。他每呼吸一次，都要不停地咳嗽，他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但是，他还是坚决不找医生来给他治疗。霍金的身体越来越差，简不忍心看着丈夫就这样被病痛折磨，急忙叫来了值班医生，医生让他服用止咳的药物。但是，霍金都摇头拒绝，他的理由是，药物会压迫自然的生理反应，比咳嗽带给人的危险更大。霍金自己给自己看病，他相信自己，他觉得医生不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

　　 这天还是简的生日，没有鲜花，没有派对，没有生日蛋糕和祝福。因为霍金的病很严重，他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还不停地咳嗽，却始终坚持不找医生来看病。后来，他实在支撑不住，又知道了这天是简的生日，才答应了让医生来给自己看病。那天晚上十九点三十分，一位名叫斯旺的医生来到霍金的家，初步检查后，直接叫来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

　　 霍金住进了医院。简忍着痛苦，用手抚摸着他的手臂，安慰他。这时候，一位熟悉的医生出现在他们身边，这位医生名叫约翰，经常护送罗伯特去学校。第二天，医生告诉简，霍金是急性胸腔感染。在医生的治疗下，他的病症减轻了，开始进入恢复期，就像简在自传里的比喻：好比霍金爬上了楼梯的第一格。两天后，霍金的精神很好，可以出院回家了。

　　 刚刚康复的霍金把学生召集起来，要去牛津参加一个五天的会议。简站在门口目送霍金离开，她认为她的行动是鲁莽的，此时的简想逃离这个家，跑得越远越好。这段经历，简写在《飞向无限》的书中。她写道：“我和孩子们飞奔到伦敦，在帕丁顿车站上了一辆火车。火车载着我们不断向南，过了埃克塞特，车速慢了下来，以蜗牛的速度沿着蜿蜒曲折的支线挪动。我忘记了缓慢流逝的时间，看不见孩子们在嬉戏，听不见他们的欢声笑语，我只是茫然地盯着车窗外，看着康沃尔宽阔的农田里星星点点的报春花丛，陷入精疲力竭的麻木和沮丧。”

　　 就在简陷入某种沮丧中的时候，援助之手出现了，那就是简和霍金的大儿子罗伯特。九岁的罗伯特开始变得成熟，他学会了帮助妈妈分担家务，开始洗衣服、给爸爸喂饭、帮着妈妈打扫家庭卫生、帮着妈妈去买东西。霍金很高兴，有儿子的帮助，比找个陌生护士要好得多。可对于简来说，她的内心很痛苦，她曾在自传里回忆：“我非常难过，童年是不可重复的无忧无虑，而罗伯特的童年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简很敬佩霍金，很多年来，他一直靠着坚强的意志与疾病搏斗，疾病就像可怕的恶魔，只有意志坚强的强者，才能打败它。但是，简有一点难以理解，那就是，“他要把意志的顽固作为与家庭斗争的武器”。

　　 秋天到了，霍金的肺炎治好了。但是，他的肌肉萎缩，吞咽更加困难，他的呼吸也出现了问题。但这丝毫不影响霍金去参加研讨会，而且，他在学术界的声望愈响。研讨会需要一年的时间，霍金非常有兴趣，这样，他就能得到很多的研究经费，剑桥会请来全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可以与科学家们商量合作的事情。

　　 终于，霍金还是接受了一个名叫尼基的护理团队的家庭服务。他们的到来，让简放下了照顾霍金的重担，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霍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咳嗽，只有喝热水才能缓解过来，继续把饭吃完，所以他会把所谓的刺激喉咙的食物丢在一边。

　　 20世纪80年代初期，霍金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他是一个与疾病搏斗的勇士。在轮椅上，他没有放弃，他给自己赢得了很多的荣誉。后来，他的颁奖仪式都是在美国进行的，护士团队都伴随左右。颁奖典礼后，霍金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交流，但是后来，有人说这不是开会，这是工作室。

　　 2009年4月，67岁的霍金呼吸衰竭，停止呼吸竟然达到20分钟，但是在很多人都以为他快要去世的时候，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有人说，他体验了死亡的滋味。

　　 纵观霍金的大半生，辉煌荣誉的背后是他的付出和心血，他与疾病顽强搏斗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笔者对霍金是敬佩的，他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强者之歌，那种永不屈服的精神，值得每个人为他点赞。

　　 霍金经历了几次大的手术，甚至有一次割开了喉咙，他的顽强的生命力，让很多人叹服。面对困难，面对病痛，很多弱者选择了放弃生命，在霍金的面前，那些轻言放弃生命的人，确实是不值得一提的懦夫。

　　 这段时间，我与父亲谈起霍金，他对我说：“你知道霍金的寿命为什么会这样长吗？因为他一直在用脑，一直在做科学研究，这也许就是他能坚持活着的原因，他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如果只是碌碌无为地活着，他的生命也不会这么顽强。”

　　 霍金的前妻简也曾经说过：“在霍金的大半生中，他最挚爱的是数学和音乐，他一次又一次赶走了死神，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科学研究，我想，那就是他战胜病魔的法宝。”

　　 简还写道：“18个月前，斯蒂芬存活的概率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不过他再一次挫败了悲观的预言：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回到了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为一个深奥的假设建立理论：在颠倒的宇宙中，想象的粒子是如何在想象的时间（虚时间）里运动的。这个宇宙并不真实存在，它只存在于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中。”

　　 霍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使用电脑，用电脑写作。他了解自己的病情，他还能做到自己控制用药的量。简说：“斯蒂芬自己可以控制所有用药。确实，他比任何医生都更加了解自己的状况。”

　　 霍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难过和自责，他是宇宙之王，用灵魂遨游宇宙的人，谁能不敬佩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