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见雄不但不答应和解，还坚持违约。并且，他按照庭审流程，让搭档虞美琴再次陈述了他们答辩状上关于反诉的理由。

　　 很显然，有反诉的情况下，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苹果公司想放过都放不下的程度了。

　　 虞美琴做惯了总结陈词，这次的内容也是她提前吃透了的，帮冯见雄分担一些，也是很容易胜任的。

　　 “请尊敬的审判长注意――我方正是基于苹果公司通过所谓的法律手段，如此蛮横干涉我国公民对私有财产的使用/处分权的行使。当庭提出反诉，要求苹果公司承担妨害的侵权责任，并立刻停止侵害。

　　 任由我方当事人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处分其手机――包括但不限于公然使用其IPHONE-3GS，在公众可探知的网络空间，发布显示为来自IPHONE-3GS平台的内容。苹果公司如果觉得我们违约，可以BAN机，可以以违约为理由取消保修服务，可以禁止其使用部分网络增值服务，但唯独无权要求我方当事人停止使用。”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相信有些人也看过YOUTUBE上不少视频，上面有些卖弄自己有钱、博取网络关注和流量的用户，主要是美国用户，会使用自动枪械扫射击毁他们买来的IPHONE手机，也有些人会用液压机把IPHONE压成碎片，博取观众一笑。

　　 从法律上来说，马和纱小姐把她自己购买的手机系统破坏掉，与那些YOUTUBER们把手机用枪打烂、用液压机压扁，是一个性质的。那就是对自己拥有绝对支配权财物的处分――。

　　 或许，苹果公司口口声声认为这种处分中，也附随导致附着在手机上的部分可期待利益的减损、灭失――比如，苹果公司会认为：

　　 ‘我一台手机其实卖5000块还是亏的，我应该卖6000块。之所以只卖5000块，是因为这台手机上搭载了封闭APP来源的IOS系统，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每台IPHONE在其生命周期中，因为购买正版付费APP，可能还会为公司带来1000元利润，所以我们才在销售硬件时降价了1000元’。

　　 但是，这种认知和理由，是不能够对抗物权绝对权的。他可以学习索尼公司对于破解机的处罚，可以BAN机，可以禁网络对战功能，可以停保修，可以用任何违反用户协议时约定的、合法的违约条款。但，唯独不能限制用户对自己财产的神圣处分权！”

　　 虞美琴的陈词说完时，场内是肃静的。

　　 人人都有一种震撼，但没有人知道如何表现才好。

　　 他们只知道，今天的事情闹大，他们似乎要见证一段历史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三百年来，资本主义法制化优越于封建时代的三大根基柱石，是西方世界的立国普世之本。

　　 换句话说，今天要是在美国，有一桩案子最后被援引剖析后，被认为是动摇这三原则，那就是在断资本主义现代法治的根了。

　　 当然，中国也有《物权法》，但我们的描述，没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资化的字眼。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把这么多根基性的原则提到司法实践中来，而且是第一次。这已经不是一个中院的法官有水平当庭决断的了。

　　 事情已经闹得太大。

　　 ……

　　 “冯先生，有一点请你注意――请不要对任何媒体谈论在审案件的法律解释。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的话，我们会依法以‘干涉司法独立’的事由，对你进行合法、正当的处置。”

　　 最后，离开法院，等待再次开庭或宣判时，冯见雄毫不意外地等到了一次警告，是一个带队的法警转达的。

　　 当然，这种警告是合法的。因为民众大多是不懂法理依据的，很容易形成舆论暴力。所以不许媒体报道分析在审案件的具体内容，是世界各文明国家几乎都同行的做法。

　　 “当然，我本来就没指望暴民支持我。何况，我相信暴民中果粉会比五毛还多。”冯见雄答应得很干脆。

　　 （注：这里的果粉，特指苹果粉，跟政治无关。也不是跟五毛相对的，巧合而已）

　　 “雄哥，你觉得我们希望大么？我看你说的道理都好对啊，可是那个坏法官好像没打算按法理来判呢。”

　　 马和纱捉着冯见雄一只手，垂在那儿反复摇摆追问。因为场内人还挺多，她也不敢做出过分亲昵信赖的举动。

　　 冯见雄还没回答，旁边的虞美琴先有些悲观地说：

　　 “我觉得不好说，这种案子，哪里是讲法理能解决的。而且我们援引的法条，说到底司法实践化程度太低，只是些原则，没法落地的。”

　　 “法官也不能不讲道理吧？”马和纱急了，改为追问虞美琴。因为都是妹子，所以没那么多忌惮，她直接搂着摇晃，很急切的样子。

　　 “不是不讲道理的问题！是没法直接适用的问题！纱纱，法律的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虞美琴把马和纱一只手从腰间抹开，略微烦躁地说，“我们先闪吧，回去再跟你说。”

　　 几人出了法院直奔停车场，冯见雄开着他的保时捷，送两个妹子先回莫愁湖的公寓。

　　 坐到车上，虞美琴才耐心地跟马和纱解释这里面的困难：

　　 “纱纱，法律原则要落地实践，是很难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宪法都说，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得被剥夺，这是一个总刚性的原则。可是几十年了，有谁援引这条原则真的打官司过么？其实有过很多人诉求，也提到过这个原则，但都没判下来。

　　 一直到最近这两年，有个鲁省的原告，因为多年前高考后录取时，被人冒名顶替的事儿，反复上访、起诉，最后一直闹到最高院，才在黄副院长的主持下，批复了一个解释，承认了这事儿‘侵犯了她的受教育权利’。

　　 不过，黄副院长本人作风也不太好，如今又出事被**了，他当年作出的批复、解释，也都被‘对人不对事’地……唉了，所以现在官方看来，我国的宪法司法化，一直是零，原地踏步。反正，要把纲领性的原则落地，司法实践化，总之是很难很难的。”

　　 虞美琴提到的这事儿，在后世国内司法界也是被无数有志之士扼腕叹息的。

　　 某些贪官污吏出事了，确实该判。但华人历来的株连文化传统……有时候也不得不说是比较那个。实事求是的话，应该对事不对人。坏人也有可能做出过好事，不能因为人坏，就否认他的所有判断。

　　 马和纱听得很是郁闷，头发都似乎变得更软了。车子堪堪到了地方，她还有些不甘心，一下车就肆无忌惮地搂着冯见雄：“雄哥，你说呢？刚才你开车我没敢烦你。”

　　 冯见雄一边锁车、摁电梯上楼，一边无所谓地说：“我的看法跟美琴差不多，庭上说得再义正辞严，对胜诉作用还是有限的。这个案子，一审输掉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我们的外在表现，本身就是不符合社会道德的：我们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形象，而是‘知违约还坚持违约’的形象。所以，法院如果判了我们输，能看懂里面关节的社会公众压根就没几个。法院不用害怕群体民意，也不用害怕道德风险。如此一来，再加上苹果势力庞大，我们输掉就很正常了。”

　　 法理要想左右庭审的胜败，这当然是应该的。但牛人都懂得要借势，应脖子靠法理的同时，你总不能同时既得罪民间朴素道德、又得罪有钱有势的巨头。

　　 而冯见雄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既得罪了巨头，又得罪了朴素道德。

　　 这样，法官想绕过几条没有什么司法化实践先例的笼统、原则性法条，判他输，阻力和压力就很小了。

　　 毕竟没人帮冯见雄说话么。

　　 同时，审判方还禁止了他在公众舆论场合解释这个案子的法律适用。这样一来，他通过微博公知大V们解释背后原理的路子也堵死了。

　　 三重BUFF和DEBUFF之下，审判方的倾向是可以预测的。

　　 几个人回到屋里，各自脱了外套，在沙发上坐下。

　　 “那我们怎么办？”马和纱给大家倒好茶水，急切地问。

　　 “等。一审输了，还能上诉。我们争取在二审拿下就行。”冯见雄智珠在握的样子。

　　 “二审我们就有优势了么？”马和纱依然不懂，想不通为什么要期待二审。

　　 “相对而言，有些优势吧。这个案子，相对而言属于比较适合靠二审翻盘的那类。”旁边的虞美琴，一边整理包包里的卷宗，一边分析道，

　　 “首先，在民事诉讼中，二审如果认为一审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那按照《民事诉讼法》是必须发回重审的――这个制度的法理原则相信你也知道了，就是防止一方在二审才提出新证据、搞证据偷袭。

　　 但是，与之对应的，那就是二审中如果没有新事实、新证据，只是发现一审法院对于法律条款的适用、归纳有问题，那就可以直接改判，不用发回重审。一言以蔽之，就是‘事实判断都对、只有价值判断错误’的案件，二审就直接改判了，判完就彻底终结了。

　　 我们这个案件，对于你的行为、事实的认定，其实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分歧，事情就是这些事情。所有的分歧，都集中在‘定性’上，也就是价值判断和法条适用、法条解释。因此，二审只要能翻盘，就直接是决定性的。

　　 其次，因为这个案子存在一些很纲领性的《物权法》总则法条，此前都没有被司法实践化过。如果是省级高院二审，遇到这种问题，是有权直接向最高院去函请示、请求最高院给出条文解释的。因此，只要这个案件成了最高院直接回函解释的案件，那么未来一切的申请再审等可能性也基本上彻底堵死了。请到最高解释后赢苹果，那就是绝杀。”

　　 “那么，有把握请到最高解释么？总觉得这种小事，很难啊。何况，又如何把握最高解释的走向呢？这个根本不可控。雄哥连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都被禁言了，不能乱评论的啊。”

　　 马和纱自言自语着，眉头愈发紧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