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力肯定是会越加膨胀，人口越来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来越多-
到时候因为增加粮饷而带来的负担，也就算不上什么负担了。
董策对这一套，心知肚明。是以他一开始只订下了每个月八斗粮食，没有银子的规格。
这些粮食，足够这些士兵的家庭吃饱喝足一直到秋收的了。而一旦到了秋收，也就好说了。
郑发奎提着那粮包，喝，双手一使劲儿，差点儿就没提起来。
他也是做农活出身的，一百八十斤大约是个什么分量自己当然是掂量的出来，这一提就感觉差不多，就算是有些差别，不过也是几斤几两的而已。
那库丁虽然说了可以再过秤一遍，免得缺了斤两，但郑发奎当然没这么傻。你若是直接说再过一遍秤，那真就是把人家给得罪狠了——啥个意思？不相信咱们是不是？
就算是短缺了几斤，也犯不着因为这点儿小事伤了人家的面子。
“这位老兄，就不消得再麻烦了，我看这斤两挺足。”
郑发奎笑道。
那库丁点点头，不再吭声。
郑发奎费力的拎着粮包退在一边，免得挡了别人的路。～一～本～读～小说 ybdu..董毅英示意他站在一边先别走。（以下近一千字不算钱。ps：关于汉朝赋税总收入的考证。
“高帝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凛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食货志》
“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
“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体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桓谭新论·太平御览》
第一条文献记载的是大概的数字，意为上百亿。
第二条文献记述得很清楚，都内钱、水衡钱和少府钱诸项加起来为八十三亿。这些钱，不是国库收入，而是皇家内库的收入。
第三条文献记述得也很清楚，国家财政收入一年为四十亿，用了一半，尚余二十亿，由大司农保管，此外还有皇室财政收入八十三亿，专供皇室之用，这样全部财政规模为一百二十三亿。
汉代主体租税有更赋、算赋、口钱和田租，更赋即代役钱，汉代有一月役和一年役的规定，一月一更的代役钱是二千，三日戍边的代役钱是三百，这两种代役钱统称为更赋。其中二千钱的代价是受雇服役人的安家费。《汉书·昭帝纪》记载：“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宫，宫以给戍者”，即每个适龄男子每年出三百钱，可由他人代役。
汉高祖四年，把从秦代就有的人头税法制化，定名为算赋。《汉书·高帝纪》记载：“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汉旧仪》也有记载：“又令男女年十五以上五十六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给车马。”即不分男女，十五至五十六岁的人每年纳一百二十钱。
口赋是对青少年所征的人头税，《汉旧仪》记载：“算民，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钱，以补车骑马。”即七到十四岁的青少年每年纳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属于皇室财政，三钱是因为打仗而加征的。这是算赋的补充。
如此算来，汉代每户每年应纳更赋四百五十钱，算赋四百钱，口赋十九钱，并假设有一成的人不用缴纳赋税。则根据户数可以推断出汉朝的更赋、算赋和口赋的总和。
排除刚立国时期那一段萧条的时间，汉代户数最高的时候，乃是平帝刘衎元始二年，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叁仟零六十二户，其它时间，多在九百万户上下。
取各个时代一个平均值，而后算得更赋、算赋和口赋的总计均值为七十八万万钱左右。
而后便是田赋。
汉代田赋三十税一体制，汉献帝刘协建安九年年，曹操改革田租制，全国一律每亩栗四升，结果“令下当日，百姓喜悦。”可见之前的税额应该是高于四升的。
而汉代的田亩数，始终徘徊在七百万亩到八百万亩之间，若是按照每亩田租为五升，则可得两汉田租之均值，约为叁仟陆佰零玖万斛。
“汉宣帝元康四年，比年丰，谷石五钱。”——《汉书·宣帝纪》
“金城湟中谷斛八钱。”——《汉书·赵充国传》
“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晋书·食货志》
“是岁，天下太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后汉书·明帝纪》
这三千六百多万斛粮食，折合成钱数均值约为十五万万钱。
综上，汉代更赋、算赋、口赋和田租的年收入总计均值为九十四万万钱上下。除了以上主要赋税收入以外，还有算缗钱、算车钱、税民资、关税、市租、牲畜税、贳贷税、山川园池收入、专卖收入、鬻爵卖官与赎罪收入、贡献收入诸项。
则汉代财政总收入大概在一百二十万万左右，还是较为可信的。
而其中，国库收入是四十万万上下，内孥，也就是皇室的收入，乃是八十三万万。）……郑发奎之后是钱一川，他也是立刻领了饷银，再之后则是蒋老三。随着临时队正，伍长的推选出来，每个杀手队里地位的分化也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队正和伍长得到的尊重明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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