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区出生的人，如果在异乡，看到山，就会找到些许回家的感觉。这是呆在重庆，比较自在的原因吧。

　　 除了川牌所蕴含的周易阴阳的道理外，我还对山区风水的判断，产生了兴趣，也背着背包，走了一些地方。

　　 从传统风水学的基本框架来看，风水最典型的位置，应该是山与水交接，但仍然不失敞亮的地方。

　　 明清时期在北京四周的陵墓，大约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有山有水，并且总体视野比较宽阔。但在陕西，古代长安咸阳，也按风水学原则，埋葬了许多帝王。他们对风水的塑造和讲究，是另一种办法。

　　 关中平原是没有多少大山的。但骊山却是个独特的存在，离长安近，并且它确实是山，也有水，于是，秦始皇就葬在那里。当然，扶风县还有峤山，那更是风水学的典范了。

　　 峤山如太极图的水系，让陵墓本身处于阴阳鱼的重心点，这本身就是太极思想的极致体现。骊山下有温泉，也算有山有水，更重要的是，它直接面向关中平原，视野开阔敞亮，体现出磅礴的气势，这更是那个时代，帝王精神的体现。

　　 在没有山的地方建陵，怎么办？就筑陵为山，造一座山起来，没有水怎么办，就挖渠引水，造出水的形状。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就是这样的。当然，汉唐时期许多帝王陵墓，都是按这个规则来进行。

　　 按理论，有山有水就是好地方，那么，重庆这地方，山不可谓不大，水不可谓不深，怎么没产生多少帝王呢？

　　 格局是否敞亮，视野是否开阔，估计是最主要的原因。山虽然大而有势有脉，但是被群山所包围，就缺乏视野了。水虽然有力有源，但是过于汹涌，存不住财气。

　　 比如安徽、湖南等地，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就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人物，虽然他的山比较小，水也不大，但是视野亮堂，所以格局就大。

　　 山水决定基础条件，格局决定奋斗目标。再好的条件，没有奋斗目标，也是不能成大事的。

　　 四川不是没有出现伟大的人物，重庆也有。比如刘帅、聂帅，但他们成就事业的原因，就因为从小就离开了这里，进入到广大的中原地带，甚至进入到世界舞台，格局大了。

　　 四川的有邓、朱、陈等。从历史上看，伟大人物众多，比如李白、苏轼等，但他们成功的关键，都是因为冲出大山的束缚，来到外面的世界，才成就的。本土生长的人才，如果不出去，就把好肉烂在锅里了。

　　 如果非要从风水角度理解，也是有痕迹可循的。即使在重庆，刘帅的家都是在半山腰以上居住的，那里视野开阔些。这些人的故居，大多在视野开阔的地方，要么在山上，要么面对着大平坝，气势敞亮，才生长得出大气的人。

　　 只要冲出巴山的束缚，就可以名扬天下。司马相如，如果不是到京城，那么，始终与卓文君在成都卖酒，大不了做个富翁，是无法名扬青史的。天下文人出四川，这句话的关键在一个字“出”。

　　 在小地方格局小，并不是你不聪明。你即使有通天的本事，如果拘泥于当地小环境，也只能跟别人进行低水平重复竞争，搞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山是如此复杂众多，各自形成自己的小环境，很难建立大一统的思维。我们原来老家，是有广播的。农村广播，每个院子都有。大概是宣传政策和乡村广播的性质，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

　　 但是，那天气预报，县气象站的，连本县明天的气象都播不准。我中学时，问过地理老师，地理老师的解释是：山区小气候。

　　 我很快就明白了，只隔一条五十米宽的河，河这边下雨那边天晴，怎么算得准？这座山拢住了一片云，风雨不断。那座山下，却晴天丽日，热得出汗。怎么判断？可以这样说，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算是地理分界线，怎么确定大气候？

　　 况且，一座大的山脉，分主脉和支脉，而重庆山区，却是大巴山的支脉，被乱七八糟的水系，分割得七零八落，根本连不上脉。秦岭虽然以太白山为主峰，但终南山才是主脉之所在。主脉线条，从卫星地图上看，是连绵清晰的，所以它具备中华龙脉的条件。

　　 而这里的山，水与路与桥，分割连接状况复杂，长脉断裂的情况，很是干扰风水师的判断。

　　 这里的水也很麻烦。一般而言，水在风水学中，代表两种意义，一是财富，但这里聚不了财，因为水流的落差太大，造成流速太急，沉不住气。另一方面，因山势复杂而造成水系转折太多，分割了线路。

　　 还有一个意义，是龙出发的地方。龙长于山，它出山的线路是从山脚的水中出发的。水深且稳，就有潜龙腾渊的气质。

　　 最可怕的是，这里的水，有许多浅滩，这就不利于龙的出发了。龙游浅滩遭虾戏，这句话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是这里最大的水系，长江，也有许多险滩，这就不利于龙了。

　　 所以，在这里，不仅要防止因山势脉断而造成的龙无法生长，还要防止因水中浅滩造成龙无法出渊。找这里的风水，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找一个与大巴山主脉相连且没有断点的山，不得面临一个没有多少浅滩的水，并且地方要在半山腰以上，或者面对一个平坝，视野开阔。要满足这样条件的地方并不多。

　　 更麻烦的是，古代没有卫星或者航拍手段，光靠风水师在群山中凭肉眼观察，是很难判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何况，此山如此之多，你怎么看得清。

　　 以上仅是从外面来看风水。但是，风水与地下的情况也联系紧密，尤其是坟墓的风水，与地下情况高度相关。

　　 这里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在长期的水流作用下，形成了许多巨大的地下水系和溶洞，有的山几乎被溶洞掏空，这在地面上是发现不了的。当然，重庆还有许多天坑，也很著名。如果不幸在天坑边上居住和葬坟，简直与地狱仅一步之遥。因为，在风水上，天坑不如叫地坑，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绝对不是好地。

　　 并且，在重庆，还因为抗日，人为挖了许多防空洞，更是重新改造了山水。这东西，如果从战争来看，倒是有必要，如果从风水来看，更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那么山区风水，除了要按这些标准还寻找的话，还有什么难度呢？

　　 最大难度，在气候。这里是一个四季不太分明的地方，山区小气候决定了它的气候规律不像中原地区那样规整。如果按黄历来推算，是不可能推算出当地的吉日的。

　　 在风水中，选择日子也是很重要的环节。一般来说，要根据官方历法来确定吉凶。农历产生于农业社会，适应于经济生产方式，其历法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新王朝建立，就得重新修订历法。如果说，官方对研究风水最权威的部门，古代就有钦天监这样的部门。

　　 汉代后，太史与太卜两官合一，也是掌管历法天文与地理风水的机构。相当有传承和讲究。但这些传承和讲究，是根据中原地区的气候变化，以及天文运行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来看的。这一套规律，在山区，就有所变化。

　　 比如我们通常知道的二十四节气，就与气候有关，并且是风水判断的基础。风水是因气候而轮流转动的，那么，确定日子，必须根据节气变化来确定。

　　 但官方历书上的节气，主要依据的是中原气候。而到了重庆山区，就得调整。最要命的是，调整的节奏还不同。比如河谷地区，大致上与中原地区节气相同，但半山城就不同了，山顶，又有所不同。

　　 以四绝日为例，在古代，认为立春、立冬、立秋、立夏的前一天，为四绝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立春，春属木，它的前一天，就是冬走到尽头了。冬属水，也就是这一天为水绝日。同理，立冬前一天为秋结束，秋属金，是金绝日。立夏前一天，为木绝日。立秋前一天，为夏结束，为火绝日。

　　 凡遇到绝日，则表明五行缺项，做事是不宜的。因为五行不和，则难生。只有一种事例外，就是工作交接。新官上任和老官离任，绝日不妨。

　　 以四离日为例，如果说四绝是四季之终，则四离为四季之始，它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四天的前一天。这四天，也属于诸事不离。

　　 这种季节划分，在中原地区可以精确到日子甚至时辰，但在重庆山区，就无法按这样来套的。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更何况，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也就是说，不要说按经纬度来计算，各乡村的季节变化时点不同。就是按高度来说，在一座山上，季节变幻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时间和地点两维图像所产生的推理结论，根本无法适应这山区的三维地形，在判断时机上，产生了巨大的困难。这就是，重庆山区阴阳师难当的重要原因。

　　 气候多变，计划跟不上变化，所以，人就没有长远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反正不知道明天是天晴还是下雨。或许，这就是巴山人的缺点吧。但这缺点之中，又隐含着优点，就是抓紧时间，赶快把能够做的事情做完。勤劳，是真的。格局就不可能大了，因为长远的东西变数太多，不想那些，干就是了。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许是合理的。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怨天尤人，天意难测，从气候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平静地接受上天的安排，只作人事上的努力。所以，四川人，特别是重庆人，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因为他们知道，天命不可测，而人只要努力和勇气到位了，就是英雄了。

　　 这种悲剧色彩，是很可以出戏剧和伟大艺术的。但是在重庆，伟大的艺术即使产生了，也没人欣赏那些大部头，人们没时间。时间、气候和地域上的碎片化，让人们只能在即时性的幽默上，产生艺术作品。

　　 所以，这里的人，说话是讲究幽默的，幽默是临时创造的。这有点像相声中的现挂，是很考验人们的聪明的。《疯狂的石头》中，开关的台词就会让人会心一笑：“狗日的，高科技，无人驾驶。”

　　 这种笑话，在每个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口中，都会听到。

　　 碎片化的环境，要展开宏大叙事，必须有一条不受环境影响的主线。这条主线，重庆人，选择了感情。重庆人的感情，如同奔腾的江水，是很浓烈刺激的。

　　 他们的食物很刺激，调料用得夸张。他们不怕什么禁忌，因为禁忌了也无法保证平安，反正，天气总在变化。他们的语言很刺激，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就是夸张。

　　 当自身命运很大程度受环境的突然改变，让人没有主动权的时候，人们就喜欢把日常的生活与天联系起来，让小事变得高大上。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破坏性很强的皮孩子，北方人只说这人淘气，或者说这人皮。但重庆人的说法就很巨型：天棒！

　　 把零碎的东西罗列，并无逻辑，造成一种荒诞的联系，也是笑话的来源。比如，有走江湖卖跌打药或者神药的，这种人在全国都有。

　　 在武汉，同样的码头城市，他要吹的是这个药对哪个病如何神奇，或者说自己以前得了某病，到处无法医治，得了这个药，才治好的。中心思想稳定，就是有特效的意思。讲故事也罢，说效果也罢，反正有思路有脉络，大家也好理解。他们的套路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你不得不信。

　　 但重庆的跑江湖的人，就不这么说。他所展示的是一网打尽的全面性。罗列大理不相干的东西，你虽然听起来像假的，但在气势上，你又有点愿意相信。说到激动处，声泪俱下，让你不忍心不相信。

　　 他说药效时：“我这个药，专治跌打损伤、五谷痨伤、风湿麻木脚转筋，头昏脑花眼睛胀。头上生鸡眼、脚底长脓疮，伤风三日皮肤痒。”你听听，这是专治吗？万金油也没它厉害。

　　 要说用法时：“我这个药，不酒泡酒无酒泡尿，无酒无尿可以干嚼。”这基本上是只要进嘴就行。况且泡尿连进嘴都难。观众一听笑了，冲他的幽默劲和卖力的表演，不给点收看费都不忍心。

　　 要说价钱：“我今天不是来赚钱的，各位师傅大爷，初次来到这大码头，我这里有礼了。俗话说，兄弟药好不好不要紧，伸手不打送礼人。我先给的人，权当是送礼，不赚钱，只要你给我扬名。当然，有大财主有大善人，可怜兄弟风吹日晒，要给两个稀饭钱，我也在这里作揖问安，拜你老人家。祝你老人家一帆风顺、四季发财、五谷丰登。”

　　 凡此种种，你不是在买药，你是在买同情买恭维买娱乐买那一种高兴劲。重庆人实在，凡有几个过路的，无聊的或者身上有点闲钱的，总得打发几个。这个是以卖药为引子，完全是小品演出，收的是个艺术钱。

　　 每个人都需要艺术，只要他吃饱了。但巴山人对艺术的要求是，必须简短，没长时间欣赏。短短的时间里，你必须催泪或者逗笑，要不然，没人有功夫细看。这如同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100秒内观众没有大笑，这节目恐怕是上不了台。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感情也是第一位的。四川的袍哥多，而巴山的袍哥，更是混入了每个地方的生活。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人与人交往，讲究的是个情义。

　　 大家对积累财富之事，大多不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一是因为，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也就是说作为农耕社会比较难以耕作的地方，积累财富的难度太大，所以大部分人不抱理想。第二是因为，在这气候地理人事巨大变化和碎片化的地方，财富也容易流逝，况且碎片化，导致土地和资本的兼并很困难，始终在经营上，属于小块积累小本经营小打小闹的阶段。

　　 这种情况，有古代有点像小农经济，在现代，有点像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都没有发展到中原地区剧烈兼并的状态，也没发展到垄断资本一统天下的状态。

　　 这种自由竞争的状态，除了因为贫困外，更重要的是碎片化的原因。它使人们在经济上的等级制度并不明显，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度也就不厉害。人与人相对平等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是可以产生和延续的。

　　 正因为人与人交往的大致平等性，导致规则的一致性。讲义气讲感情，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传续下来的交往规则。

　　 在中原地区，人与人交往的规则是“礼”，但这种规则是没有多少一致性的。因为对象不同，所给予的礼的等级也是不同的。原因很好理解，中原地区与中央政府近，等级管辖是严格的，所以规则也就分等级了。更重要的是，在几千年的朝代变换中，虽然屡有王朝更迭，但经济地位总是少部分人兼并着大部分人的财富，造成了世代贵族和世代贫民，唯有科举一途，可供少数人摆脱阶级圈层。

　　 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当年制订礼时，是参照周朝的规则制订的。周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等级相当分明，礼分对象等级而差别极大。好处是，社会管理有秩序有阶梯有规范，便于国家管理和人与人之间各安其位。坏处是束缚人的阶层上下流动，抹杀了社会积极向上的创造力。

　　 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在很多时候，变得与感情和基本人性相背离，让人很不舒服，生硬地剥夺了幸福感。

　　 比如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去世了，他箕坐于台阶上，已经有因感情迸发而失礼的先兆，学生们以为，老师要做一个真性情的可爱的老头时，老头却因礼制的束缚，把自己搞得很痛苦，把学生搞得很尴尬。

　　 学生们在给颜回办丧事时，请求借孔子的车一用，孔子虽然感情上非常想借，但他以礼制的理由拒绝了，因为颜回不够级别。

　　 重庆人遇到这种事，就不这样考虑。只要感情到了，穿一条裤子都行，车子算什么？

　　 巴山人生活已经够苦的了，为什么在感情上还要亏待自己？谁知道明天下不下暴雨？今天天晴，就让我们欢畅一回吧。

　　 有酒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好就是好，喜欢就是喜欢。坏就是坏，讨厌就是讨厌。老天爷已经压抑我们好久了，现在就不要压抑自己了。莫做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装什么装？

　　 不要跟我说大道理，我没见过也听不懂，更不喜欢，好像你要做什么大事似的。你只说，现在要得不要得，巴适不巴适，就行了。

　　 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有关。

　　 李白就是这种思想。“况人生若梦，为欢几何？”他还写到：“主人何须言少钱，径须沽酒对君酌。五花马、千斤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乐同销万古愁。”

　　 在四川还有一个苏轼，他也是及时行乐派。但他的行乐更高一个层次，那就是最艰苦的地方，仍然可以找到快乐，只要你有行乐之心，只要你没死，那我就要娱乐致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为什么这么潇洒？因为在四川人看来，只要人活着，就没有什么困难。

　　 困苦，又不是没见过。蜀道难吧？李白还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命运是老天爷安排，快乐是自己体会。

　　 何况，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比送礼还好，这就叫：人对了，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