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春，苏轼在徐州，因为久旱无雨，他率部下及百姓去城东二十里的徐门石潭祈雨；后果然普降甘霖。夏初，苏太守再带人前去对龙王表示感谢，并写了一组《浣溪沙》，意态悠然自得。这时他虽然是带罪之身，并被排挤出朝中的政治集团，但看上去还远没有那么倒霉。
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是一年以后的事。
那场打击对苏轼来说是致命的：他遭人诬陷、双规入狱，严刑拷打，几乎丢失了性命。后亏得太后说情，苏轼才被赦免，以团练副使的身份灰溜溜地逃离京城，发配到那个蛮荒之地（黄州）。朋友们的安慰是不能指望的，因为自从他出事，唱和朋友当中，有三十多人受到牵连，一百多首诗呈阅官府。许多人早就吓破了胆，纷纷指天画地、赌咒发誓，与苏轼彻底划清了界限——避之唯恐不及……
灵魂与肉体遭受双重的蹂躏。苏轼的人生跌至了最低谷。
然而1078年要好很多，这一年苏轼43岁，年富力强，还没有遭受恶毒的指控。他在徐州任上为百姓办了一些实事。夏初他去徐门龙潭“谢雨”，途径乡村，村妇争相观看使君大人，以致“相排踏破茜罗裙”。麻叶层层，苘叶泛光，隔着篱笆都能听到缫丝村姑们的欢笑，杖藜老翁抬醉眼，而在别一处、辛勤的主妇却用散发甘甜味的新麦面蒸干粮！
多么亲近平和。
然而短短一年后，一切变得不同了。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离开京城，前往长江边上的穷苦小镇——黄州。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于农历二月初一，苏轼抵达黄冈。开始时居无定所，他借住在定惠院。定惠院是一个小寺院，在黄州东南，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住，午饭与晚饭后，总喜欢在寺中散步。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大约就写于这期间。
经过乌台诗案，苏轼饱受折磨，濒临死地，他在狱中已做好了必死的打算。此时虽然侥幸出狱，而惊惧犹存；漂泊异乡，寒夜凄冷，耿耿难眠，“捡尽寒枝不肯栖”、飘渺无依的孤鸿，牵动了诗人内心多少难言的隐痛！
家眷到达之后，苏轼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
尽管头上顶着“团练副使”的微职，但他没有任何权利，一不准擅自离开，二无权签署公文，等于一个变相的囚徒。好在工资照发。虽然不多，但强过于无，否则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元丰四年（1081），生活开始困窘，苏轼真正务农了。他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头戴斗笠、手扶犁耙，身穿粗布衣裳，以历代隐士反复吟咏的田园形式立于田边地头。
这块田地在黄州城东，占地约十亩，有稻田、麦田、桑林菜圃，另有一片大果园。东坡还在别处种有茶树，建立屋舍。苏轼过去原想弃官为农，但他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而成为了农夫。《东坡八首》小序中说：“……营地数十亩，……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甘苦可知。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归临皋》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喜欢饮酒。
他在黄州的时候，猪肉极贱，但当地许多人不善烹饪，所谓“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苏轼告诉别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简单适用，洗净，切块，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在文火上炖几小时。当然要放酱油。这便是红烧、传之后世的“东坡肉”。
有时他竹杖芒鞋而出，在江边市镇，与渔樵为伍，消磨竟日的光阴。其间或饮一杯淡淡的土酒，或无目的地闲走，被酒肆醉汉们推搡斥骂，他非但不怒、心中反而高兴：“自喜渐不为人识。”
又一次夜游喝醉了，苏轼醺醺然地返回临皋，乘兴填了一阙《临江仙》。流传开去，却把太守吓了一跳。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擅自出境。太守立刻派人查看，结果发现苏轼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
元丰六年（1083），苏轼生了一个儿子，其名遁儿。生下三天后，苏东坡写诗一首，聊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似乎转变了。渐渐地，过去那个动不动急躁，尖锐，锋芒毕露的愤青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个温暖、宽和、诙谐、亲切的中年人。在这种氛围中，东坡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潜（渊明），他甚至认为，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耕作之余，苏轼写了许多田园诗，并把陶的《归去来兮辞》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大家一起唱。
——元丰五年（1082）前后，苏东坡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华美的篇章：《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
黄州也许是个偏狭肮脏的小镇，但在诗人的升华与重塑中，一切变得熠熠生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