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前方跟倭寇浴血奋战；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主要靠四川这个大后方负担。

　　 四川就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汁已接近榨干；最后挤出的近似鲜血。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一月之内米价上涨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民众挣扎在饥饿线上。

　　 但成都的各种捐献活动几乎从未中断过。

　　 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使蓉城民众认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

　　 过去的一年，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款0万元；一架飞机以“民众号”命名横空出世。

　　 今天成都市各界民众节约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举行，万多人到会。

　　 省主席张群亲临，成都市长余中英主持会议。

　　 各献金队的领队依次上台在麦克风前报告捐献额：银行队、商人队、学校队、工人队、机关队、红十字会队、基督教队、僧伽队、妇女会、慈惠堂、贫儿教养工厂——献金达1000余万元法币。

　　 此外，以个人名义捐献的不少；小朋友唐希林、唐民固、叶思埙、钟茂轩、初必鸿5人献出自己攒钱罐储积的零花钱共5000元。

　　 和尚、道士、尼姑都纷纷捐款，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一长串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乞丐，默默无言走到主席台上；颤颤巍巍的手将千辛万苦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又蹒跚下台。

　　 随后是慈惠堂各部门收容的残废孤贫，他们瞎眼跛脚，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来了，送来他们的“节食献金”二万元。

　　 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心酸泪下？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人潮涌向主席台，台子咔嚓一声塌了半边，幸好没有伤着人。

　　 成都救国献金运动取得丰硕成果，仅少城公园献金大会这一天，即达1009万多元。

　　 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总金额合黄金.万余两，珍宝和名贵古物还未计算在内。

　　 连年抗战致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日本人企图借此瓦解中国后方民心以战迫降。

　　 四川人民宁愿饿肚子，以献金救国运动作为坚决回答。

　　 这无异于筑起了一道精神长城，对稳定抗战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献金救国”运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在经济上的意义。

　　 这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动人事例。

　　 关锦璘11人急急火火赶到少城公园的募捐现场时，乞丐和残疾人正从台上颤颤巍巍走下来。

　　 凝视着这些社会最底层——最底层的人们如此的悲壮激情，关锦璘竟然放声大哭。

　　 关锦璘身着中将军服痛哭流涕，使现场的募捐人员陪他落泪。

　　 关锦璘让自己的随行人员站在乞丐和残障人面前深深鞠了三个躬，排成整齐的一字型队伍走到台上；将随身携带的000块银元全部捐献出去。

　　 关锦璘携带了000块银元，打算去重庆走门子；央求各路神仙释放李继刚。

　　 然而少城公园的募捐活动实在让关锦璘动容。

　　 募捐活动结束后，张群将军设宴招待关锦璘；席间上了四菜一汤，但关锦璘拒绝了两菜。

　　 张群不胜感激，道：“老夫早就知道关将军在大后方节衣缩食为前线将士提供武器弹药和粮食供应，却没想到关将军会为一个被羁押的八路军亲自前去重庆求情；老夫给戴笠打电话！”

　　 张群将军义愤填膺地给戴笠打了电话，戴笠却满嘴官腔跟张群打哈哈；说还有这种事？他会向马寺佛求证的。

　　 张群知道戴笠这头驴子不给自己面子，只好向关锦璘打躬作揖道：“关老弟，老夫做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戴笠这个狗东西也不给面子；看来马寺佛羁押李继刚和皖南事变是遥相呼应！”

　　 张群是国民政府的元老，对戴笠只认蒋介石不认其他元老的龌龊举做早就深恶痛绝；起得双手发颤，凝视这一旁的刘鹗道：“刘鹗贤契，你在军统里面勾当过，何不将他们的牛黄狗宝给关将军掏一掏！”

　　 关锦璘大怔，看向刘鹗道：“刘兄还是军统？”

　　 刘鹗扬声大笑：“滥竽充数而已！家父在汉口作古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邓锡侯将军硬将在下从前线拽到重庆，职下在重庆没事干碰上戴笠；便在军统里面做过一段事，但军统的作派在下难容；退出来了！”

　　 关锦璘嘘叹一声：“原来这样，关某还以为刘兄是军统呢！”

　　 关锦璘说着振振有词道：“刘兄既然不是军统，可又在军统做过事；何不讲讲具体情况将大家乐和乐和！”

　　 “哪有什么难的？”刘鹗申请亢奋道：“我们棋盘山一路赶来谈论了不少家国大师，现在讲讲军统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是也一种调剂！”

　　 刘鹗说着，定定神，讲述起他在军统里面见到的一切——

　　 军统局是指以戴笠为头子的军统特务领导机关，掌管着蒋管区、沦陷区、以及国外搞特务活动的军统机构。

　　 军统在重庆的活动有戴笠亲自指挥。

　　 抗战期间，美国给军统提供的各种武器无以数计；因此军统的装备普遍比较先进，没有那一国军的王牌部队的装备能跟军统媲美。

　　 军统在重庆囚禁人犯的看守所除了自公馆和渣滓洞外，还有望龙门特务总队的看守所、稽查处看守所、侦缉大队看守所、交通统一检查处看守所、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监看守所、缉私署看守所、兵工署稽查处看守所、内政部警察总队看守所等。

　　 随便数一数，这类大规模的看守所便有十个之多。

　　 小一点的如军统掌握的各个警察分局，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以及中美专门囚禁高级政治犯的小看守所就更多。

　　 军统拥有任意捕人、关人、杀人的特权，同时也提防别人对付它；因此在军统机关周围的防范也是特别严密的。

　　 军统特务徐中齐担任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后，军统全部控制了警察局各个部门。

　　 而唐毅当局长时军统只能部分控制警察局。

　　 但其中有几个单位和分局不管谁当局长，军统都是要控制的。

　　 警察局的司法科和侦缉大队，军统是不肯放手的。

　　 军统局局本部所在地罗家湾的第六分局局长，小龙坎化龙桥的第八分局局长，以及磁器口、童家桥、中美合作所所在地的局长和所长，都得由军统控制。

　　 六分局局长杜醇，大部分时间得为军统工作。

　　 军统局对局本部附近居民的户口调查极为认真，经常由军统特务总队调在局本部服务的便衣队特务会同户籍警去清查。

　　 对稍有可疑的居民即严密盘查，一点不对便马上带走。

　　 只要随便加上一个“刺探局本部秘密嫌疑”就可以关押起来。

　　 重庆警察局八分局局长刘桐，是军统监视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的主力军。

　　 尽管军统派在这个地区的公开特务和秘密特务有五六处之多，但都不及该管区的分局来得更方便。

　　 利用这个分局来进行特务活动，比别的单位都有利；所以这个局非要掌握住不可。

　　 磁器口童家桥的警察所，管辖的地区是中美合作所和军统乡下办事处——戴笠在乡下的几个别墅所在地。

　　 这个所干脆就全部由特务总队的便衣特务包办，所长、警官、警察，清一色由特务来担任。

　　 当时保卫这个地区的武装特务，经常有两个大队左右的兵力，但戴笠还嫌不够，又把由军统掌握的内政部警察总队调驻在中美合作所背面的歌乐山、金刚坡一带；保持着两个大队居高临下扼守住这条通往重庆的公路，护卫着歌乐山下的美蒋特务大本营。

　　 戴笠经常找这个总队的总队长任建鹏谈话。

　　 任建鹏当时领导的这支特务警察部队，还担任各国驻重庆使领馆的门卫和国民党文职机关的警卫；这也是对军统特务进行活动的最好的掩护。

　　 戴笠经常吹嘘这个地区的警卫特别严密，不过这也可是杀人魔王自己的恐惧心情之表露。

　　 尽管军统拥有一切特权和数以万计的特务和特务武装，但同时又害怕共产党和其他实力不菲的国军。

　　 特务在重庆无法无天，横行霸道；也时常给戴笠惹麻烦；戴笠那一套严峻的家法也制止不住。

　　 戴笠只好在纪念周上向特务们提出警告，带着恐吓的口吻说：“你们在外面乱七八糟搞，如果给共产党找到了证据，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出来，那就该你们自己倒霉；我是管不着你们的死活的！”

　　 特务们听了的确有所畏惧，他们知道只要《新华日报》公开揭露出罪行戴笠也袒护不了；只有去受公开审判。

　　 戴笠用这些话来恐吓，往往比他跳起脚来大骂一顿有效得多。

　　 关锦璘听刘鹗滔滔不绝于口，讪笑一声道：“看来关某此前还是小看军统了，并没想到军统有生杀大权；怪不得哪个名叫马寺佛的家伙在上海还得到过我们的支助，可是做了大后方调查局局长就六亲不认；一到位就羁押了跟关某朝夕相处的八路军李继刚团长，是可忍是不可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