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众人听到“人民电影运动”几个字，都大笑着鼓掌：“我们的电影是为人民而拍，没有比人民电影更好的名字了。”、“太祖说，文艺作品应该为人民服务，叫人民电影运动，在政治上，我们就处于不败的的地位了。”、“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别人一听就知道我们的理念是什么，不像新浪潮，或者德国新电影，不是专业人士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

　　 夏刚站起来，背着手，用着彭总的口气道：“从今天开始，少数精英把持电影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众人都仰头大笑，心里颇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

　　 许望秋也在大笑，不过他不像夏刚他们那么乐观。他知道在未来三十年，精英依然会把持着话语权。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大众才会真正获得话语权，精英阶层对于真相和真理的垄断才会真正打破。

　　 吴知柳是在场所有人中，除张一谋外年龄最大的，也是成熟的。在笑过之后，他看着许望秋，担心地道：“我们主要是反精英主义，而欧洲电影就是典型的精英主义，我们去西柏林发布这样的宣言，会不会遭到欧洲电影界的抵制。要是媒体都不报道我们的宣言，那这事就搞不出动静，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了。”

　　 许望秋笑着道：“不会的。在我们退出威尼斯电影节后，全球很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这些媒体对我们的西柏林之行肯定是空前关注。到时候我们在西柏林发表宣言，媒体肯定会抢着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担心。”

　　 吴知柳道：“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还是把欧洲电影界得罪了，你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西柏林恐怕很难拿奖了。如果我们的电影能在电影节拿奖，是对国内那些蔑视商业片，认为商业片没有艺术性的专家教授们的最好回击。”

　　 许望秋自信地道：“这个问题不大，德国新电影的维尔纳-法斯宾德，最开始也是玩那种晦涩难懂的纯艺术片，但后来他意识到批判现实，应该让观众看懂才有意义，要是观众都没有，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纯粹是自嗨，后来他的电影风格就转换了，在通俗故事中融合批判性，自称是一名好莱坞的德国导演。他的理念跟我们几乎是相同的，他在德国和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三大电影节拿了不少奖，他能做到的事，我们当然也可以。”

　　 在场众人重重地点头，既然法斯宾德能做到，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

　　 刘林搓了搓手，激动地道：“既然我们准备在西柏林发布电影宣言，那赶紧把我们的电影宣言搞出来。妈的，这事要能干成，就算死了，也没白到人世间走一遭！”

　　 顾常卫兴奋地道：“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的宣言搞出吧！”

　　 赵禁也大声道：“对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电影宣言搞出来。”

　　 世界很多知名的电影运动在开始前，总会有些重要性的理论著述或宣言作为先导，比如“德国新电影”源自1962年的奥伯豪森宣言；而“弯弯新电影宣言”是在1987年1月发布的，由詹宏志起草；道格玛95运动则是以拉斯-冯-特里尔为首的丹麦导演，于1995年3月13日共同签署《道格玛誓言》，作为标志。

　　 许望秋微微点头：“我把你们叫到一起，就是准备把宣言搞出来。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宣言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内容，都说说吧。”

　　 吴知柳道：“我们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搞这场运动，必须把面临的问题指出来。”

　　 张一谋道：“从去年到今年，我在东瀛呆了将近一年，对东瀛电影有了新的认识。东瀛电影是学好莱坞起家的，小津安二郎早期电影是学好莱坞，黑泽明则学约翰福特，不过他们在学习好莱坞的基础之上，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发展出了自己的电影美学。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东瀛电影为榜样，不能为了学而学，更不能丢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之上，发展自己的民族电影美学。”

　　 顾常卫道：“电影的镜头应该是活的，不应该是死的。摄影机镜头是人的眼睛，我们是摄影机看世界，摄影机应该是运动的，而不应该是固定的。”

　　 ……

　　 在运动时期由于政治挂帅，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冲击，电影事业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运动结束后，精英们掌握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他们却干着几乎同样的事，挥舞着艺术大棒，攻击不符合胃口的商业电影。只要是商业片，就几乎没有不挨骂的。一个导演拍的电影票房大卖，反而会变成过街老鼠，看到其他导演都会躲，就像干了什么丢人的事。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电影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实际上根基却被毁掉了。精英们推崇的艺术片晦涩难懂，导致观众逃离电影院；电影院由于不赚钱，只能改成歌舞厅和录像厅；电影厂由于不赚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连供暖费都交不上。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彻底雪崩。

　　 可精英们从来不认为这是自己造成的，把问题推到审查上，说是审查导致了中国电影的困局；把问题推到政策上，说政府不拿钱支持他们搞艺术；把问题推到观众身上，说“中国电影垃圾是垃圾观众太多”，说是在“包饺子喂猪”。

　　 鲁先生曾经说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许望秋就是那个跳出来大嚷的人，从78年发表《论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开始，他就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文章和电影改写中国电影的未来。但他没能扭转局面，精英们依然像上一世那样把持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商业电影被蔑视，商业电影导演被攻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喊声惊醒张一谋、吴知柳他们。

　　 现在许望秋带着这群同样清醒过来的人准备发出更大的声音，通过西柏林电影节这个舞台向世界发出声音，想要惊醒更多的后来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希望自己这几颗小火星，将中国电影这片杂草丛生的荒原点燃。

　　 张一谋、吴知柳他们受许望秋的影响很深，不过他们终究是成年人，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们的思想和理念都各有不同。张一谋认为电影应该民族化，应该寻找民族美学；吴知柳认为电影应该追求纪实性，应该关注当下生活；刘林认为电影应该追求视觉效果，要紧紧抓住观众……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有分歧，有争论，甚至有争吵，但大家都清楚面对中国电影的困局，必须抱成一团，才有可能打破“铁屋子”。

　　 整个讨论从晚上八点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最终讨论出了十条关于这场运动的基本原则。尽管已经是凌晨两点，可他们一点困意都没有，心里都烧着一把火。他们都对中国电影的现状不满，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担忧，他们希望用自己这把火照亮中国电影阴云密布的未来。

　　 在场众人都能写东西，能写剧本，也能写评论，不少人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不过最能写的无疑是许望秋，而且他是带头大哥，大家都推举他来执笔，其他人作补充。

　　 夏刚提议为了庆祝取得阶段性胜利，大家应该干一杯。他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积极回应，都认为应该庆祝一下。夏刚拿起酒瓶准备倒酒，发现酒瓶空了，起身道：“你们稍微等我下。我去拿瓶好酒过来。”

　　 夏刚咚咚地跑出去，又很快咚咚地跑了回来。他将手里地酒瓶往桌上一搁，得意洋洋地道：“我这里有瓶好酒，今天高兴，我们把这瓶酒喝了。”

　　 刘林看到那酒瓶大叫一声“茅台”，一把从夏刚手中将酒瓶夺走。他打量着手里的酒瓶，发现跟外面卖的茅台不大一样，酒瓶是黄麻釉酱瓶外施麻黄釉，色泽稳重，通透品莹；瓶底收口露胎，瓶身略瘦，好奇地道：“这茅台跟商店你卖的不一样啊，看起来好像很贵的样子。”

　　 刘林这么一嚷嚷，吴知柳他们也注意到了这酒瓶跟平常看到的茅台不大一样。

　　 赵禁是赵单的儿子，见多识广，见过这种酒瓶，吃惊地道：“这不是特供茅台嘛，是国宴的时候中央领导喝的，不对外销售的。夏刚，你从哪儿搞来的？”

　　 夏刚得意洋洋地道：“别人送了我爸几瓶，我爸一直没舍得喝。我偷了一瓶出来，准备《浴血擒魔》正式上映后，拿来作庆功酒的。我觉得咱们现在干的事，比《浴血擒魔》上映更值得庆祝，就把酒拿出来了。”

　　 众人听到这是特供茅台都激动了，毕竟是领导才能喝的酒，普通人想喝，就算有钱都没地方买去。他们从刘林手中抢过酒瓶，轮番把玩，就像欣赏稀世珍宝似的。

　　 酒瓶转了一圈，转到了许望秋的手中。他拿着酒瓶把玩了一番，看着夏刚，笑道：“那我就把酒打开了哦？”

　　 夏刚豪气十足地挥挥手：“开啊！我拿过来就是让大家喝的。”

　　 许望秋拧开酒瓶盖子，给面前的七只杯子倒上酒。他将酒杯端起来，目光在张一谋他们脸上缓缓移过，用略显激动的声音道：“不管我们这场运动能不能成功，不管最后的结果会怎样，但至少我们为此奋斗过，我相信历史会记住这个夜晚，会记住有一群人为此努力奋斗过。为了中国电影，为了中国电影的未来，让我们干杯！”

　　 张一谋他们都端起杯子，眼睛中燃烧熊熊烈火。就像许望秋说的那样，不管这场运动能不能成功，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如何，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他们将被历史铭记。他们端着酒杯，激动地喊道：“为了中国电影，为了中国电影的未来，干杯！”